《负债表2018》说，财富存量是产生收入流量的基础。财富收入比越高，单位财富所产生的收入越低，产出效率相对越低。我国社会净财富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380%上升到2016年的590%，折射出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张晓晶介绍，国际比较发现，财富收入比最大差距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我国非金融企业总资产与GDP之比，自2000年的280%上升到2016年460%。而英德均稳定在250%左右。2000年，我国的这一比例只略高于美英德，但2008年以后大幅攀升。

《负债表2018》分析，非金融企业财富收入比过快上升可从两个角度理解：

无效投资。大量僵尸企业的存在，过去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产，仅是账面资产。这些无效资产，既推高了企业部门资产占比，也拉低了企业生产效率。

财富积累方式。高储蓄带来高投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是我国财富积累主要形式，大量投资的结果只能形成企业部门大量资产存量。可见，降低财富收入比的关键，在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无效投资、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资产负债表视角下的债务风险

张晓晶表示，资产负债表分析方法强调净财富是应对风险能力的重要体现，需综合考察资产、负债和净财富。这意味着，仅从债务或杠杆率角度来讨论债务风险，结论可能偏颇。

张晓晶说，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在应对债务风险问题上有足够的信心。2000~2016年，中国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元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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