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陈玲进一步表示，新经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进一步融合。平台本身不仅是市场主体，同时也是市场基础设施，进而，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里，算法充当了“法律、制度、政策”的角色，而平台企业则具有“制定政策”的权利。如果从这一角度出发，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实际上进一步融合了。

已有产业需关注政策退出情况

在影响产业政策的因素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认为，市场化水平、国家发展阶段、经济规模等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场经济的成熟水平决定产业政策的多寡，市场经济越成熟，则对产业政策需求越小。而产业政策的多寡也随国家发展阶段的变动而变动，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必要性较大，因此对产业政策需求大，随着其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对产业政策需求将相应减少。从一国的经济规模来看，大国产业政策的外溢效应更大，使用产业政策时受到更多外部约束。

对于新产业，需要新的产业政策扶持，而对于已有的产业，部分与会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仍需关注产业退出情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郭克莎看来，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要限定时间和背景，有些政策开始是有效的，但没有及时退出，就会形成产能过剩。

“是否有必要用产业政策加速一个行业的退出，是由市场还是由产业政策来指导？” 博海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兼投资总监孙明春提出。

在产业政策退出方面，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张中祥认为，产业政策需要退出机制应和相应的监管政策配合，此外，还需关注企业投资失败的因素，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源于未将产业政策与企业投资失败分离开来。

对于新时期产业政策可能的走向，赵昌文认为，未来产业政策的转型思路要按照可接受性和管用性的原则，实现产业政策“总量要减少，有效性要提升”，同时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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