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不断深化改革，从承包经营责任制到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到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从以监管企业为主到重点转向监管国有资本……

随着一项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市场主体，国有资本在竞争中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今年10月，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党中央、国务院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我国国情和国有企业实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将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40年，国企改革以市场经济为主线，以体制改革、微观主体、企业内部运行机制这三大板块为主，加上混合所有制改革，由不清楚到清楚，由一般走向全面，由表层走向深入。尤其是近5年来，国企对国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产权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条线交叉运行，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整体上向前走。

改革开放后曾遭遇阵痛

创立于1995年的广州无线电集团，其前身是诞生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广州无线电厂（国营第七五〇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批军工企业之一。

作为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华南地区建设的唯一从事军用无线电装备生产的部属整机厂，七五〇厂曾先后隶属于国家第一、第四机械工业部，定点为我国海军提供舰载通信、导航装备，度过了计划经济期的辉煌。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军工企业开始大规模“军转民”。七五〇厂是电子部首家“军转民”企业，成为我国最早生产计算器、卡式录音机、引进电视生产线的厂家之一，产品供不应求，经历了“改革开放起步期的短暂亮丽”。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七五〇厂由于旧体制的束缚与落后观念的羁绊未能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经营跌入低谷，至1992年资不抵债，成为广州国企亏损大户，人均负债10万元，被戏称为“十万负翁”。

1992年底，在广州市政府主导下，七五〇厂易帅重整，开始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解困转制。企业推出一系列代表着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创新举措，包括资源置换、减员增效、划小核算单位、内部模拟市场机制、生活后勤社会化剥离、产品结构调整、重塑主业、奠定军工基石、三改一加强（改制、改组、改造，加强国有企业管理）等。

1993年底，企业于解困转制第一年实现扭亏，并于1994年实现盈利，1995年成立了集团公司，关停并转20多个没有竞争力的配套经营单位，同时进行体制机制创新，重塑军工主业，企业迎来了市场经济初期的曙光。

许多国有企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市场经济的大潮令很多国有企业手足无措。在1998年前后国有企业最困难的时期，全国约三分之二国企处于亏损状态，利润总额仅为213.7亿元。

在竞争中想方设法谋发展

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传统的国营企业改革为公司制的国有企业。

多年研究国有企业的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不久前撰文分析，强调产权清晰不等于私有化产权才清晰，而是在政企职能相对分开的基础上，把国有产权关系从计划经济的清晰改革为市场经济的清晰，同时加强国有企业内外的科学管理，二者不可偏废。

改制后，国有企业要与其他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竞争，一样要在竞争中想方设法谋发展。

被誉为千年古港的广州港，自宋代以来就是广东对外的通商口岸，因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上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支持中国发展集装箱事业，贷款在上海、天津和广州三大沿海港口兴建集装箱码头，广州港黄埔集装箱码头应运而生，是全国最早的集装箱码头之一。

但是，自1983年黄埔集装箱码头公司投产后的20多年时间里，广州没有建设新的专业集装箱码头，仅在原来黄埔老港和新沙散杂货码头基础上改造了几个集装箱码头，越来越无法满足外贸班轮的挂靠作业。广州港在集装箱发展过程中，一度从先行者变成了追赶者。

原广州港集团总工程师吴裕昆与改革开放同年进入港口，据他回忆，当时的黄埔港已经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航运运力要求，国外的商船从海上进出黄埔港要花费一天左右的时间，非常不方便。因为运输成本高，路途不便，还有水深难以满足越来越大吨级的商货船，加上珠三角周边的港口发展，国内外的航运业务逐渐向其他港口转移。

吴裕昆说：“此时的珠三角，老牌港口香港依旧占据着重要地位，深圳东部、西部的港口等港口业逐渐发展了起来。如果此时仍然维持黄埔旧港的发展模式，那广州港不出几年将彻底被周边港口所取代，广州千年不衰的大港地位也将一去不复返。”

21世纪伊始，广州港决定在南沙龙穴岛建大型集装箱码头。“当时荒岛上没有电，也没有饮用水，在岛上工作的工人们常常十天半月都洗不了澡。”吴裕昆说，“岛上没有路，没有车，我们每天都只能坐着小快艇从十八涌到荒岛上上班，一坐就是快一个小时。工作时，走一圈工地下来就要花3到4个小时之久。但是，就算脱几层皮，掉几斤肉，也要抢时间建成南沙港区。”

从2001年开始，广州港仅用了2年9个月的时间，就在一片滩涂中建成了南沙一期工程的4个10万吨级现代化集装箱深水泊位，建港速度空前。

自南沙港区一期工程投产以来，南沙港吞吐量持续快速增长，集装箱吞吐量年均增长15%以上，目前已成为广州港的主力港区和主要增长点。

2017年12月28日，广州港2017年年度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000万标准箱，成功跨入2000万标准箱的港口行列。集装箱年吞吐量2000万标准箱，在港口行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数字，目前世界上也只有屈指可数的港口能够突破。

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早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已明确提出。

2013年，新一轮国企改革大幕拉开，混改更是作为焦点备受关注。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等多个文件力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为具体地提出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

广州无线电集团则是广州市率先开展混改的国企。2000年前后，广州无线电集团根据当时面临的内部困境和外部形势，在政府主导下，又依法依规对广电运通、海格通信等主要骨干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十八大以来，通过改制上市、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新设、市场化重组以及基金投资等多种方式，国有企业与民营资本进行了广泛合作。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信息，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层面实现混合。从产权层面看，截至2017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69%，省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户数占比达到56%。

从所有者权益层面看，2017年底，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总额17.62万亿元，其中引入社会资本形成的少数股东权益5.87万亿元，占比33%；省级国有企业所有者权益17.7万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益超过4.7万亿元，占比26.6%。

李锦表示，混改是十八大以来影响最大的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和焦点，呈现出战略性投资和财务性投资并重、央企和地方国企同步进行的特征，对国企发展其的作用非常明显，不仅增强了国企活力，而且随着混改的深入，阻碍混改的难题开始一个一个引起重视，使混改向纵深发展。

以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广州无线电集团从曾经的“十万负翁”到如今实现高质量的跨越发展，最根本的就在于始终坚持创新驱动，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坚持技术创新为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十二五”以来，广州无线电集团年均研发投入占同口径营业收入12%以上，新产品产值率年均超过80%，有效发明专利量在广州市国资委各集团中排名第一。2017年集团科研投入占同口径收入12.4%，同比增长12.7%，2018上半年，研发支出同比增长13.1%，科研投入更上一层楼。

通过自主创新和整合国内外技术资源，无线电集团在高端高科技制造业板块和高端现代服务业板块均形成了较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

对于港口而言，拼的则是作业效率，桥时、船时效率越高，竞争力就越强。广州港南沙港区各集装箱作业公司通过推广立体装卸、直装直卸、双拖卡作业，开展创新创效活动等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诞生了每小时超过300自然箱的船时效率和58.7自然箱的桥时效率等新纪录。

目前，南沙港区全年平均船时效率达到163自然箱，在全国集装箱码头中稳居第一。美的集团、奥马电器、海信科龙、华南轮胎、新宝电器、格兰仕、宜华家具等国内著名企业均选择南沙作为出口港。“好货走南沙”也成为非洲客商的良好口碑。

改革开放40年来，广州港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78年1686.2万吨发展到2017年的5.9亿吨，增长33倍，年均增长9.54%。集装箱吞吐量由1980年的7317TEU发展到2017年的2037.2万TEU，增长2783倍。

不仅如此，港口货运量的增长还带动了临港产业和关联产业的快速发展，汽车、造船、粮食、石化等八大支柱产业正在逐步形成。尤其是南沙自贸区挂牌以来，航运物流企业增长迅速，累计达4357家。

广州港集团董事长蔡锦龙表示，广州港集团是广州港的核心主体，是广州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主力军。未来将进一步加强综合实力和软实力建设，加快推进港口资源整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服务业，主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助推器。同时，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相关地区的布局，强化合作与互联互通，打造广州全面开放新格局，争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

未来综合性改革特征将更明显

从1998年到2016年，尽管我国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数由64747个减少到19022个，但营业收入由74916亿元增加到417704亿元，利润总额由525亿元增加到12324亿元。除去金融企业、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和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之外，2017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83.5万亿元，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50.3万亿元。全国国有企业境外总资产16.7万亿。

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 强排行榜”中，1990年中国只有1家，而到2018年，中国已达120家。其中，来自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111家企业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就有84家。

程恩富认为，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在于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壮大，有力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更是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其次，国有企业引领了自主创新水平，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此外，国有企业在核心科技和战略产业的大发展，从价格普惠、人才输送、技术溢出、资本救援等多方面惠及和支持了民营企业。

今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要求，要突出抓好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化经营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授权经营体制以及国有资产监管。

会议强调，当前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的关键阶段，也是改革乘数效应最大的阶段，要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重点难点问题上来，集中力量攻坚克难。

李锦表示，未来在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国企和民企双向混合的速度将明显加快。一方面具有垄断特征的行业大量向民企开放的势头已经十分清楚，另一方面，国企综合性改革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混改、股权、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建设、职业经理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下一步国企改革的新趋势。

“此外，不管从客观需求还是自身发展来看，国企仍将继续加大力度创新。国企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中承担了更重的任务，创新的投入明显高于民企，尤其是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的领域，会表现地更为明显。”李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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