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对于基础的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1987年我们开发区曾尝试了土地有偿制度，1997年我国在国有企业使用保险制度，均是率先在我开发区进行落地实施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张瑞华说。

谈及园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济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任浩认为有三项：政府、开发公司、企业。“其中政府对园区的作用需要向行政与市场相结合的二元管理体制去转变，开发公司应以土地开发和对外开放为中介，而企业则是赋能园区的动力来源。”任浩说。

园区向新型城市过渡

从上海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州工业园区等可以看到，产业园区越来越脱离单一的产业集聚性质，而成为一种新的城市形态。

据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产业研究院院长毛春宁介绍，“招商蛇口工业区目前已转变为一个15平方公里的国际化海滨城市，其中有华南最大的油轮母港，还有5家国际化的学校，国际化等等一系列配套。”

任浩院长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产城融合一定是园区未来的发展模式。比如100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不但需要商业设施来填补空间、也需要卫生、教育及住宅的配套；不但要补功能，还要强关联，现在形态都已经有了，仍然需要促成邻里般的关系组织。”

除了产业园区内部建设，以“飞地模式”为代表的各园间外部连结与共振，也受到业内的普遍认可。

此前，漕河泾开发区走出上海，与海宁、盐城等地的开发区合作，作为控股方输出品牌、资本，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助推力量。

“没有产业园区作为重要的结点，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是不充分的。产业园区作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的载体，各园区间合作不但体现了互补性，税收、利益的分享模式也至关重要。”任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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