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要通过基建投资来稳增长,那就应该找到确实存在短板,而且补短板将带来巨大流量的投资项目。比如,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消费升级,医疗保健养老方面的投资需求应该超过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而教育文化娱乐的投资需求又超过道路交通建设的需求,因为公路客流量已经下降、乘用车销量也已经负增长。
当前,我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与发达经济体相接近,甚至比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杠杆率还要高一些。如果为了稳增长而再次通过扩大投资的方式加杠杆,势必又将累加债务。
全球主要经济体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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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有人说,去杠杆除了减少债务之外,还可以通过扩大资产或GDP的方式来实现,理论上是如此,但事实上无论是资本形成的效率还是拉动GDP效率都在下降,因此,我不认为在去杠杆问题上还能“一题多解”。中国经济已经持续40年高增长,难以抗拒“回归均值”的规律。
因此,我的判断是2019年社会信用仍将偏紧,不太会重演“一收就紧、一紧又松、一松就乱、一乱就收”的历史。既然信用偏紧,则投资的风险偏好仍会下降,无风险利率水平会进一步下移,故需要防范的是避免资产的“风险溢价”进一步上升,也就是稳资产价格将是明年稳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而稳投资或稳增长与之相比都不太重要。
(李迅雷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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