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尚未褪尽的沁人桂花香，斑驳的阳光下梧桐叶簌簌掉落，两三对穿着礼服沿街拍照的新人......这个季节走在上海市中心的长乐路、武康路等街道，你常常可以遇到上述场景。

“可以说任何时候去上海市中心的这些路段都非常干净，因为全天都有人打扫。”曾任原市建设交通委副主任的马云安称。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上海，人均居住面积仅四五平方米，车厢一平方米空间11个人，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只有一张报纸的大小，为了缓解住房、交通、环境，上海开始探索建设管理体制改革创新。

下放事权

作为全国最早探索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地区之一，上海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通过扩大街道办事处管理权限，使街道在社区管理中负起职责。并下放住宅规划、房产、市政、环卫等多个方面事权，调动基层积极性。

曾任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巡视员的王以中对第一财经在内的媒体表示，依靠区县有属地化优势，这样一来能更快地调动区域内的所有成员。

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上海市政府也在继续完善基层建设制度。2014年，上海市委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作为“一号课题”，出台了1+6 政策文件，社会权利进一步下放到街镇，将街道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上来。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沪东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进门后自助取号就可及时办理社保卡、敬老卡、生育保险待遇、居住证挂失等多项业务。而像这样的社区服务受理中心，目前全市共建有200多个，每年的受理服务量都超过一千万人次。今年3月起，上海全市各街镇（乡）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全面实施“全市通办”，覆盖161项事务。这样一来，居民在办事过程中就不用因为“人户分离”而在不同区域内来回奔波了。

“下放事权的这些服务，是最能体现老百姓需求的。这种管理服务和资源通过下放可以以需求为导向服务于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23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网格化管理

将城市区域分割成若干个单元格，每张网格对应一万平方米，借用信息技术把他们联通起来，再将每个网格配备专门的监督员每日巡查。

网格化管理的运用，将上海城市管理的触角深入到了每一个街道。路面上的井盖有故障了，对应的网格监督员立即将情况报送城市网格化中心，中心的大屏便能即刻显示报警并将信息传输给相应的养护单位，养护人员稍后就能到达现场处理问题井盖，这是全市各个城市网格化中心内时常发生的一幕。

“网格化管理能借助信息通信技术，根据不同服务圈，借助信息技术统一到网格里面。这样一来就能快速发现问题，多方合力，是一个高效取向的模式。”唐亚林称。

在每一个格子里，管理员通常监管“两类对象”——部件和事件，每当有消防栓、井盖这些“部件”发生故障，或是遇到垃圾暴露、乱摆摊的“事件”，对应的网格监督员便能通过定位快速发现问题。

曾任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巡视员、市建设交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的江绵康见证了上海网格化的发展，也一直致力于上海城市建设管理的信息化工作。他对第一财经在内的媒体回忆道：“上海的网格化从2005年开始建立，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开始是2005年的信息化平台建设；2008年~2014年又逐步地完善和建立了体制机制，这个时候便有了网格化管理中心。此后，随着市政府‘一号课题’的发布，网格化又进入了深化阶段，也在街道乡镇建立了城市网格化中心，也就是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他说，网格化管理还纳入了住宅小区，并承担一些物业无法管理的事情，包括乱停车、食品药品监督等问题。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给出的一组数据显示，目前，上海市已构筑了市、区、街镇、村居四级网络的管理工作机构和信息平台，形成了“1+16+214+5902”城市综合管理非紧急类监督指挥体系，包括1个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16个区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214个街镇网格化管理中心、5902个居村工作站。

不只市容市貌，网格化管理还覆盖到了社区里的每家住户。沪东新村街道分中心的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就为独居老人配置了一个三件套，一个是起火、天然气泄漏报警的烟雾传感器，第二个是红外感应器，当老人躺在床上到达一段时间，就会报警。此外，还有一个紧急按钮，若是遇到不适或者遇到突发情况按下紧急按钮就可以发送求助信号给社区志愿者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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