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上海自贸区建设五周年，民商事法律关系“涉外因素”认定、商业保理创新模式界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空白点，被上海法院逐一明晰、判别。

2013年9月至2018年8月，上海法院共受理涉上海自贸实验区案件27万余件，一审服判息诉率达98.48％。其中金融商事案件数量占到近一半，约为13.5万余件，涉案标的额802.17亿元。

“5年来，面对上海自贸试验区陆续推出的‘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证照分离’‘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等全新实践，上海法院及时更新司法审判理念，正确适用法律，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上海高院民二庭庭长潘云波表示。

界定商事及金融模式的边界

在涉外审判方面，上海高院准确把握涉讼纠纷与中国投资主体的实质利害关系，依法准确行使司法管辖权。

以“西门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诉上海黄金置地有限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为例，判决该案的关键因素在于系争合同是否具有涉外因素。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合同主体上，尽管合同双方都是中国法人，但均注册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内，且是外商独资企业，应认定主体上有涉外因素；贸易模式上，涉合同相关设备的交付流程是在自贸区内办理清关手续后，再转到区外，也应认定为有涉外因素；综上，确认仲裁条款有效。

该案尊重国际规则，恪守《纽约公约》裁决执行义务，其裁定结果直接推动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内企业选择境外仲裁的突破性改革，是值得司法借鉴的成功范例。

同时，为提高涉外商事案件准确适用，上海高院与高校合作建立委托查明外国法的工作机制。比如，静安区法院就曾委托查明并适用美国华盛顿州法律及时审结了一起台湾当事人与外资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件。

另一方面，一些新型金融模式涉案主体广泛、涉案形式复杂，为上海法院的审理工作带来了空前的司法难度。

以“卡得万利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诉福建省佳兴农业有限公司、陈小峰商业保理合同纠纷案”为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商业保理法律关系中，可转让的未来债权应具有合理可期待性与确定性。而此案中，仅依据佳兴公司虚构的经营状况，不足以对此案所涉及未来债券产生合理期待，该债权不具备债权转让之法律基础，故双方的法律关系不符合商业保理的基本法律特征。

目前商业保理在上海自贸区内迅猛发展，这是以债券转让为基础的新型融资模式，精髓在于预期财产收益的提前变现；此案涉及商业保理中未来债权的可转让性问题，在保理业务中，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是成立保理的前提，而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则是保理关系的核心。

在另一宗“郭秀兰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内幕交易责任纠纷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郭秀兰在内幕交易时间段内进行交易，且其主要交易方向与光大证券公司内幕交易相反，推定存在因果关系，相关交易损失应由光大证券承担。

此案对于交易所监管职责的性质以及其是否应就其监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理论界及实务界存在争议。在阐明了资本市场的市场、法律逻辑及监管逻辑的前提下，法院确立了交易所民事责任相对豁免原则，即若交易所行为的程序正当、目的合法，且不具有主观故意，则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收案结构反映市场需求

涉上海自贸试验区案件主要类型为金融商事纠纷、投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

其中，在投资贸易纠纷领域，涉跨境电商、跨境债券债务转让等新类型不断出现，反映上海自贸试验区不断放宽投资范围、推进贸易便利化给市场主体带来的影响。

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正呈快速增长趋势，从第一年度的8件到第五年度的4407件，表明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上海科创中心间的联动与深化，市场主体寻求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需求较为迫切。

“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外的国内企业，在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时候，都会选择与上海自贸区有关的连接点，也就是选择浦东法院作为管辖法院，比如我庭审结的迪士尼诉厦门蓝火焰、北京基点公司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浦东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徐俊说。

例如，“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与上海载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申请诉前停止侵害知识产权纠纷案”是全国首例涉电子商务平台不正当竞争诉前行为保全案件，该案严格把握了不正当竞争纠纷诉前行为保全的3个审查要件，有效控制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损害度，体现了司法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上海高院就及时制定了《上海法院服务保障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全方位、系统性地为全市法院服务保障上海自贸试验区工作明确理念、统领方向。

上海法院还创新完善涉外商事审判机制，加强涉外商事案件审判质效管控，积极推进审判精品化战略。同时，针对开放名册、临时措施、友好仲裁等涉上海自贸试验区仲裁制度创新，上海法院及时作出司法回应，制定了相应的仲裁司法审查和执行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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