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伟解释，书名中用到的“管窥”（limited views）一词，是因为学到了中国文化中的谦逊。“有一些外国学者或是媒体，来到中国三年、五年，连‘你好’都不会说，然后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我感觉很可笑。中国朋友你们问问自己，到底对中国了解多少呢？你们的知识是有限的，何况一个外国人？所以‘管窥’是一种谦虚，对我来说不是开玩笑。”

他还很喜欢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一直身体力行。“我做任何事都是不要太过分，过犹不及。”在《中华复兴管窥》中，他专门讲了阴阳哲学，认为这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中西思维模式，“中国人的阴阳是一起的，而西方人习惯‘ to be or not to be’”。

“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文明，一个还在活跃的文明，这是独一无二的。”他用带有法国口音的普通话认真地强调，“你们的制度也是独一无二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

高大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接下来中国会进入中华文艺复兴，“十九大报告我看了四遍，中华文艺复兴是中华复兴里面很重要的内容”。他把“中华文艺复兴”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到时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会很强，你的小孩会很有文化自信，你小孩的小孩更自信”。

新书发布会上，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亚军将研究中国的西方文人和学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戴着“黑色眼镜”，站在西方立场写中国负面内容，“就是揭中国的伤疤给世界看”；第二类戴着“玻璃眼镜”，比较客观、如实地描写中国、阐释中国，但“里面难免有一些糟粕”，比如拍过纪录片《中国》的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第三类戴着“红色眼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用西方独特的视角来描写中国。朱亚军认为，高大伟就属于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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