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化解政府隐性债务的通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当地隐性债务规模达24.18亿元。这远超2017年底当地显性债务6.72亿元，隐性债务占显性债务比重近360%。

此前合肥市审计局公开披露，截至2017年末合肥市级隐性债务规模为475.38亿元，占当地政府性债务（即显性债务）比重约为72%。

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部分地区的隐性债务规模超过显性债务。

目前地方普遍要求用5~10年的时间来化解隐性债务，不少地方也已经披露了当地隐性债务分年度化解方案，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统筹政府收入、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来化解债务风险。

郑春荣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规范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近万家地方融资平台的转型发展仍然较为缓慢，一些地区还存在违规举债的冲动，因此，有必要继续加强监测，保持高压态势，特别是针对新型的违规举债方式，要防微杜渐。财政部门已联合组织部门对违规举债进行责任人处罚，因此，地方政府在填报隐性债务时可能存在一定的隐瞒心里，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抽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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