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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条听上去不复杂,但是对于全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府政策制定都有巨大的影响力: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于劳动力和资本之中的。教育投资、研发投资都会加快知识累积,使得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收益提高——正因为此,边际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个事情比传统理论中要慢得多,增长知识累积的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够长期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这对于全世界都是一针强心针,下一波技术革命的速度,下一个30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会取决于我们今天的投资方向——不但国家,其实个人发展也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社会必须允许“创新”带来垄断利润,这才能够激励厂商大量投资在创新活动上,加速知识累积,而这种知识会因为使用上的非竞争性,产生溢出效应,再进一步加速知识累积,这样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多重的拉动作用。Romer在自己的模型中对这些问题都给出了极为严谨详细的论证,让很多实证研究有了理论框架,能够给出具体的量化的分析。这些研究对各国政策都有深远的影响,比如为什么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重要?因为这是技术进步的核心,也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比如为什么要允许“垄断利润”存在,因为这才能加速全社会知识累积,让知识产生外溢效应;比如为什么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因为这才是决定未来增长潜力的根本。
所以,Romer的增长模型是一个前瞻性的增长模型,它对过去这几百年人类社会的增长路径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更为下个技术革命下的人类增长模式提供了框架性的insights——知识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他们通过投资的方式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是累进的叠加的方式。诺奖颁给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对过去增长经验的总结,也不是说Romer的理论是完美的,严格说,这是新增长模式的开始,诺奖委员会是希望鼓励更多的学者在研究新增长模式的路上来。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花落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两位预测得奖名单上的常客: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