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看，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利方面，设立投资者保护公益机构持股行权，做积极股东、合格股东、示范股东，唤醒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利意识，使他们能够全面知权、积极行权、依法维权。

二是在投资者权益救济方面，在不断完善证券期货民事赔偿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行政和解、诉调对接、先行赔付、公益机构证券支持诉讼等新的投资者赔偿救济方式。这些新的探索和实践，体现了投资者保护的中国特色，许多已被实践检验了的，行之有效，应该通过较高层级的行政法规加以固化和细化。

对于《条例》细则，徐明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

首先在关于条例的体系方面，徐明强调，要注重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的法律逻辑，“要按照总则、投资者的权利、投资者的适当性、相关参与人的义务、投资者保护机构、投资者保护基金、投资者救济、附则的逻辑，紧紧围绕着投资者及其保护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展开。”

另外，在保护主体的判定方面，徐明则表示要特别重视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上应有特殊的安排。众所周知，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众多、高度分散且长期存在实际情况。徐明提出，一是要细化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的分类，严格投资者身份；二是要发挥投资者保护机构作用，示范引领中小投资者知权、行权、维权；三是要确立先行赔付制度和示范判决制度，减少投资者保护的成本、提高投资者保护的效率，扩大投资者保护的范围；四是安排好投资者保护基金，使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救济能落到实处。

关于保护机构，徐明建议要确定投资者保护的公益机构的性质、地位和职能等，充分赋权。目前正在修订的《证券法》也从法律上对国家设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进行了规定，但仅仅《证券法》的规定还较为原则。因此，应在行政法规中将投资者保护机构细化，详细规定其性质、地位、职责、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相关单位的协助、组织构架、运作机制、经费来源和使用、业务规则、监督和禁止行为等，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