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40年。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有1.7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7.92%。到2017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8.1亿人，比1978年末增加6.4亿人，年均增加1644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比1978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

城镇化：由速度到质量

国家统计局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恢复发展阶段（1978—1983年）、稳步发展阶段（1984—1995年）、快速发展阶段（1996—2011年）、新型城镇化阶段（2012年至今）。

其中，从1996年开始，我国城镇化进入了15年的快速发展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珠三角、长三角开始，以产业升级为基础，市场经济活力持续增强，城市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发展水平迅速提高，集聚作用更加突出，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城镇化率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到2011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比1995年末提高22.23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39个百分点，比恢复发展阶段快了0.65个百分点，比稳步发展阶段快了0.77个百分点。

在这一阶段，随着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大量的人口流入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外向型产业最密集的区域。例如，在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到2007年，广东常住人口已达约9449万，超过河南，首次跃居全国第一，并保持至今。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省常住人口超过1.04亿人，流动人口超3000多万。其中，省外流入人口达2150万，占全省总人口的20.61%，是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第一大省。在东莞和深圳等珠三角经济发达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倒挂现象。

不过，在这一阶段，尽管我国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城镇化的质量则有待提高。尤其是，城镇常住人口中有2亿多人没有非农人口户籍，与户籍非农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均等化方面存在差距。这样的城镇化也被称为“伪城镇化”、“半拉子的城镇化”。因此，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十分关键。

在9月15日的第三届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认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失衡，是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失衡。从数据上看，城镇化率在2012年为52.57%，2014年为54.77%，2017年为58.52%，至今仍远远低于工业化率。而如果剔除半年以上常驻城镇的农民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7年是42.35%。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步伐，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最大问题所在。数据显示，开发区、工业园、新城和新区等不断设立，城市建设快速突破老城区的界限，建成区面积显著扩张。2016年末，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5.4万平方公里，比1981年末增加4.7万平方公里，增长6.7倍。这一速度远高于我国城镇化的速度。

宋晓梧说，如果说前阶段的城镇化是缔造了2.8亿农民工的城镇化，那么新阶段的城镇化应当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城镇化。

以珠三角为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珠三角外来人口众多，一直以来户籍问题困扰不断。地方政府有必要通过户籍放开，让外来工融入到本地，有利于缓解用工缺口。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进程进入坚持以人为本、注重质量提升的新阶段。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现“三个一亿人”的目标。近年来，为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不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速度加快。

数据显示，从2011年末至2017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7.25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1个百分点。2017年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2.35%。

城市格局由沿海向中西部推进

从城市数量来看，1978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9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1个，县级市92个。2017年末，全国城市达661个，比1978年末增加468个，增长2.4倍。其中，地级以上城市298个，县级市363个。

从区域分布上来看，2017年末，我国东部地区城市有212个，比1978年末增加160个，增长3.1倍；中部地区城市有170个，增加114个，增长2.0倍；西部地区城市有190个，增加135个，增长2.5倍；东北地区城市有89个，增加59个，增长2.0倍。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至2017年，我有已有11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了60%，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东部地区。也就是说，目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已经进入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由于外贸出口受阻，经济增速放缓。相比之下，受外贸影响小的内陆地区随着产业转移的加快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速也保持快速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之下，城镇化也快速发展。

以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为例，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河南人口规模很大，城镇化水平又相对滞后，到2017年才刚突破50%，比全国低了8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这也意味着发展潜力很大，目前河南处在高速城镇化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中西部的城市数量增加较快。尤其是，去年撤县设市时隔20年重新开闸，设市布局也主要向中西部倾斜。例如，近期包括广西荔浦县、云南水富县等地的撤县设市纷纷获批。

向中西部倾斜也是促进就近就业、就近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尤其是通过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可以促进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就业和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对我国经济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中西部中心城市作用凸显。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进入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像成都、武汉、重庆这些中西部地区高教资源丰富的的大区中心城市，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下，正在逐渐重新捡回计划经济时代优势，并将这些优势盘活充分发挥出来。

实际上，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中心大都市、城市群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后，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城市人口快速增多，人口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按市辖区户籍人口规模划分，2017年末，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达到16个，而1978年末只有上海市一个；3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达到25个，而1978年末只有3个。

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发展的行政壁垒逐渐被打破，传统的行政区经济逐步向城市群经济过渡。二十世纪80年代，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开始突破所在省、市的行政界限，初步形成横向经济协作群。90年代，城镇化进程加速，以市场为纽带，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一些省区的发达区域，一批城市群初步形成。

进入新世纪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发展速度快，引领作用强，集聚效应明显，逐渐发展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19个城市群的目标。目前，国家已批复长江中游、哈长和成渝等9个城市群的发展规划，“抱团”发展成为我国城市发展新潮流，城市群正在重构中国经济“新版图”。

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载体，还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无疑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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