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限薪令”后，加之传统银行遭遇互联网金融冲击，传统银行高管离职的消息屡屡传出。其中，互联网民营银行、互联网金融平台、传统企业在互联网金融方面布局的大型平台以及金融资产交易公司是他们比较常见的去处。近期，多家大行、股份行又有多位高管去职，其中大行副行长的辞职最为引人注目。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两个月内，已经有7位大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副行长辞职。其中仅工行一家大行就有3位副行长；股份行中，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则分别各有2位副行长辞职。

但是，与2016年那波“离职潮”不同，这一轮副行长辞职以年龄原因和工作原因为主。近期亦有多位高管在银行内部流动补位，例如8月27日，中行发布公告，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行长刘连舸补位中国银行行长职务。同日，建行一手培养起来的银行干部廖林，由首席风险官晋升为该行副行长。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第一财经记者说，目前很多行长离职属于正常的组织调动和临行安排。尽管多家银行副行长职务发生较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大行急缺副行长。国有银行干部选拔需要较长的遴选过程，并非离职一个马上可以补齐一个。

多位副行长“出走”

在本轮银行高管离职潮中变动最大的当属大行副行长这一职务，两个月内已经有4位大行副行长出现职务变化。

具体来看，9月6日，工行发布公告，副行长李云泽辞职；9月5日晚间工行发布公告，执行董事、副行长王敬东因工作变动于2018年9月5日向银行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职务；此外，7月2日下午工行发布公告称，该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张红力先生因家庭原因，于2018年7月2日向本行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副行长职务。

另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8月31日，中国银行副行长张青松已出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目前，张青松已经以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分别于9月5日、9月6日与非洲进出口银行行长欧拉玛、多哥总统福雷进行了会谈。

股份制银行中，光大银行8月31日晚间发布公告，该行副行长张华宇、李杰因年龄原因，于2018年8月3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副行长职务。

华夏银行7月18日晚间公告，副行长李翔和卢国懿分别因到龄退休、工作原因，辞去副行长职务。除此之外，华夏银行监事会主席近期也递交了辞职报告。华夏公告指出，该行7月4日收到监事会主席成燕红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成燕红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以及监事会相关委员会委员职务。

上述变化使得多家银行急缺副行长，补位正在紧张进行中。今年五月，北京《市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通告》显示，拟提名现任华夏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杨伟，现任华夏银行资管部总经理李岷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人选（试用期一年）。公开资料显示，李岷1976年9月生，41岁，是一位“75”后。

大行中，8月28日，建行发布《建设银行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董事会审议了关于聘任廖林先生担任该行副行长的议案，全票通过。廖林自2017年3月起任建行首席风险官，是建行一手培养起来的银行干部。

郭田勇说，大行高管都属于中管干部，需要中组部进行考察，随后，董事会需要通票通过，最后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对其进行任职资格考试，获取监管机构的批复。一个干部从遴选到最终批复需要几个月到半年都是正常现象。出现暂时岗位空缺并非没有人顶位，而是遴选时间较长。

大行高管薪酬微升

自2015年限薪令执行，中央金融企业高管薪酬几乎均遭到“腰斩”。

虽然半年报中未披露高管上半年具体薪酬情况，但第一财经梳理截至2017年末数据发现，近年来，大行高级管理人员税后薪酬同比略有微升，但与“限薪令”之前的薪资水平仍然相去甚远。

多家银行披露的2018年上半年业绩显示，关键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小幅提高。关键管理人员是指有权力并负责直接或间接地计划、指挥和控制本集团活动的人员，包括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例如，工商银行与华夏银行关键管理人员上半年薪酬总额相比2017年上半年均有小幅提升。

而就银行员工薪酬整体情况而言，6家A股上市银行中有22家同比上调了员工薪酬，此外，包括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无锡银行和江阴银行在内的4家银行人均薪酬出现下滑情况。其中，中信银行下滑了13.28%，华夏银行下降了11.61%。

国有银行干部收入受到限薪影响，抛下“金饭碗”加入体制外平台是迫于改善生活的需要。一位从国有金融机构跳槽至民营金融机构的高管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需要供养子女在美国读书高昂的学费，目前的薪资水平难以支持。此外他透露，大行高管离职并非“想走就走”，一般都需要向组织汇报下家并得到认可。

近日，在银行业协会主办的“2018中国上市银行发展论坛” 上，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说，在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中，许多风险高发与违规行为频繁出现的领域，其根源往往在于公司治理层面的制衡关系失效，其中就包括薪酬制度层面的激励机制弱化。有效的薪酬管理可以通过约束高管过度的冒险逐利行为影响银行的业绩稳定性与风险承担。而过度强调短期绩效、与风险控制脱钩的薪酬机制将促使高管放松对长期风险的控制，放大银行收益的波动性。

需打通银行高管“回流通道”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至2017年两年间，先后有49个银行高管“跳进”互联网金融行业。2015年，华夏银行原副行长黄金老因工作调动担任苏宁副总裁、苏宁金融常务副总裁。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因工作原因，担任乐视控股高级副总裁、乐视金融CEO等。

例如某网贷平台2016年一口气吸收了包括渣打中国总行副行长、平安普惠副首席风险官、汇丰银行中国区首席法律顾问三名高管。而原本就由民生银行出身的孙雷创办的玖富2016年5月份又吸收了JP摩根纽约总部风控执行董事任玖富首席数据科学家。

此外，BATJ等互联网金融巨头及其旗下民营银行、互金平台也成为银行高管的主要去处。

但近期，随着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网贷行业风险集中爆发，上述银行高管“扎堆”跳槽互金行业难以为继。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随着互联网金融“高薪”难以为继，部分曾经从银行流出的中层员工目前正在计划“回归”。

一位曾经从外资行跳槽至P2P网贷公司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彼时自己从外资行跳槽至互联网金融公司，薪资水平翻倍，但目前行业情景使得自己十分焦虑，此外薪资水平也出现大幅下降，加之自身职业发展比较难看到拓展空间，目前正在计划重回传统金融机构。但他坦言，从互联网企业“回流”并非易事，自己面试应聘多家机构目前无果。

与中层员工“回归”的困难相比，高管一旦离开，重返的概率更加微乎其微。 郭田勇说，互联网金融平台如果能够正常运营，收入水平比国有银行收入水平高很多。对于大行高管而言，想做到“说走就走，说回来就回来”并不容易，他建议，未来希望加强银行干部流动性畅通，人才筛选机制更加开放灵活，人才激励机制也变得更高效。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