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许多地方陆续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也引起了人们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丧失对经济增长影响等的关注。笔者认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使符合生育政策家庭“可生多生”。

任何一项政策都应该因时而变。上世纪70年代前后，我国开始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在当时无疑是必要的。而从2000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了“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以及“全面二孩”政策。这也是考虑到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做出的适时调整。同理，生育政策还将随着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做出新的调整。

政策的变化需要多方考量、较长时间的论证才能出台，而我们现在迫切要做的，是把现有的生育政策落实到位，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使得“可生多生”。

在逐步放开“二孩”生育的过程中，有些人曾有许多担心，比如放开之后可能会带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给教育、就业等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等。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数据表明，该年度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2016年公布的1786万少了63万，下降了3.5%。也就是说，自2016年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不升反降。这其中，一孩出生人数为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同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仍处在一个偏低水平。总和生育率是人口决策的重要参考数据，指一国或地区妇女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国际上认为2.1的总和生育率是实现和维持代际更替的基本条件。根据去年发布的《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提升至1.7以上。同时，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要回升至1.8左右。而即使是回升到1.8左右，也远低于2.1。

那么，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育龄妇女不愿多生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生易养难”。新浪网教育频道发布的《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中国家庭非常舍得在教育上花钱，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前阵网上在热议孩子一个暑假的补习费就达万元甚至数万元。养育子女费用高昂是个大家都认同的事实。

现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鼓励生育二胎的措施，比如：天津对符合二孩政策的职工增加30天生育津贴；宜昌市以“限额内报销”方式“对合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以县市区为单位，落实住院分娩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城区按每例2500元标准，并适时调整”；仙桃市政府全面实施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对符合政策家庭生育二孩的可获1200元补助。

但这还很不够。据媒体报道，德国拿出9%的GDP来承担全社会家庭抚养孩子成本，差不多相当于全社会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46%。在丹麦，夫妻双方可以享受最长52周的生育津贴。新加坡则每年拨款20个亿用作国民生育基金，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出生奖励6000新加坡元（近3万人民币），一个家庭生育3个孩子，政府奖励的婴儿花红津贴约为4.4万新加坡元。

因此，要鼓励“可生多生”，国家就还得拿出更多真金白银来加大鼓励力度，从而减少家庭负担，增强生育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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