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陆家嘴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说，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过去十年中全球在宏观上做出了很多改进和创新的探索，尝试出台了前瞻性指引等调节措施，但还有很多未尽事项。

第一，金融体系中有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目前已经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这个做法并不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

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使用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导致各方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时，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而且，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较少，目前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的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是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大型机构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如果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目前对于应急可转债和自救债券的措施已有很多尝试，塞浦路斯的危机处理中就成功应用了自救债券的措施。

第三，危机中达成的共识之一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产生风险。

周小川进一步指出，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在全球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无关。

第四，本轮经济危机中暴露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新兴市场受到的冲击很大程度可能是由于资本流动造成。由于储备货币是美元，一旦主要经济体发生危机，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会使得资本流动发生异常。

“最近我们又看到，实际上问题还可能继续出现，在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当前可能再次出现资本流动异常。”周小川称。

第五，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民储蓄率有密切联系。在最近一轮贸易摩擦过程中，美国的贸易赤字不仅是出于贸易问题、生产能力、生产布局问题，也涉及储蓄率问题。

此外，全球对于危机和不平衡问题的认识也不够彻底。危机开始时，大家认识到和财政政策有关，之后各国也强调了财政整固计划。但财政整固缓慢，危机过去十年，各个国家公共财政赤字、公共财政余额占GDP的比重仍不太乐观。

而且，由于财政政策的空间有限，货币政策运用得比较多，从而产生依赖性。市场对于量化宽松、低利率的环境形成习惯。长期的低利率也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来虽然开始纠正这种现象，但纠正的步伐偏晚偏缓，今后也面临新的挑战。

周小川说，这些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共识，但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下一次有危机的时候还会面临类似的问题。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进入了比较全面的复苏阶段，全球治理、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一个乐观的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要太乐观，还有很多未尽事项。有利的时机也往往容易麻痹，对这些事情可能有所遗忘，所以还是要抓紧时间，真正做到不发生下一轮金融危机，或者说不发生得那么严重。

“在中国，我们应该是有这种紧迫感的。‘三大攻坚战’中第一大攻坚战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这个题目的透彻讨论，能够为打好攻坚战、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克服以往的弱点、增强治理能力以及防范下一轮经济金融危机作出重大贡献。”周小川总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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