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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国际生产扩张速度正在放缓。国际生产及生产要素跨境交易日益从有形的模式转变为无形模式。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的销售额继续增长,但资产和员工增长速度较慢。 这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吸引用于提高生产能力的投资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
政策不确定性增加
《报告》认为,2018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期加速,全球总需求表现强劲,加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望推动全球FDI的增长。然而,全球和地区性风险也十分突出,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贸易关系紧张局势的升级和扩大将对全球价值链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美国税收改革及各国减税竞争加剧也会对全球投资存量及投资模式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也可能出现不利的变化。
基于以上因素,詹晓宁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有望上升,估计达到7700亿美元,其中欧洲将上涨15%,北美增长5%。但美国跨国公司将利润汇回美国,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欧洲FDI流入的增长。此外,贸易关系紧张也是不确定性因素。预计2018年发达及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入量有望增长,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将与上年基本持平,但各发展中地区表现不一。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高度敏感的行业外,制造业对外资股权占比的限制越来越少,但在一些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仍然普遍。过去十年中,许多国家取消或放宽了对外资的股权限制,但在外资准入方面,对外资的审查程序在增加。投资政策(特别是外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不同的产业政策模式需要不同的投资政策组合。投资政策工具随着产业政策模式和发展阶段的改变而不断发展。
贸发组织的全球产业政策调查显示,产业政策已经无处不在。在过去10年中,有101个国家(占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正式的产业发展战略。80%以上是过去5年中制定的新一代产业政策。现代产业政策是投资政策演变的重要推动力。自2010年以来,超过80%的新出台的投资政策措施都旨在促进工业体系的发展(如制造业、与之相关的服务性行业以及工业基础设施),其中约一半明确用于产业政策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