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整合业务，实现医疗保障一体化管理。将分散在多个部委的业务归在一个部门之后，可以统筹考虑医疗保险以收定支、预算调控、医保预付、分级付费、医疗救助、合并生育保险、改革个人账户政策等工作，支持生育保险、基层医疗、康复和慢病管理，规范大病双向转诊、远程医疗和疑难危症异地就医，适应血透中心、影像中心等新的医疗服务模式。

五是订立协议，打造随机均值定价和激励相容的补偿机制。2015年，中国医疗保险工作的重心从管理基金到建立机制，结束了中国政府定价、政府采购的尴尬局面。基于智能审核采集医疗大数据，建立对话平台，完善疾病分组工具，根据疾病分组的成本指数推行随机均值的定价机制，在金华、柳州、玉溪等地可以看到医保与医院医生组的多轮交流，他们已经走上社会契约之路；医疗保障基金放水养鱼，以权重和CMI（病例组合指数）值激励医疗机构根据自身能力合理接诊，形成分级诊疗的就医秩序；实行分组点数预付制，结余留用、超支自负，完善公立医疗机构财务制度，培育提高质量、议价采购和控制成本的内生机制；按照医疗保障的基本原则制定考核与评价标准，实现激励相容的补偿和奖励机制。

六是综合治理，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建立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新秩序。在宏观上，依法建立起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医疗费用预算和增长机制，引导政府预算、社会互济和个人支付之间形成30%∶45%∶25%的合理比例关系。在中观上，完善智能医保，实现事前指导、事中改善、事后评估的监督管理机制；从切豆腐式的总额控制到集体定价、病组点数和预付制，建立医疗保险基金有效使用和长期收支平衡机制。在微观上，打破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界限，放水养鱼、分级付费、合理补偿，打造控制成本和提高质量的内生机制。

此外，国家医保局也要下设执行机构，直接承担部分医疗保障公共服务项目，主要包括全国医疗保险信息平台、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服务平台和经办中央直属机构的医疗保险计划等。

综上所述，在国务院层面，要协调国家医保局与人社部共同打造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的职责，要避免两个部门出现新的冲突，贻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不利于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在地方政府层面，应当防止效仿原行政体制和文化设立一个官僚的、封闭的医保局，穿新鞋走老路。一句话，这个国家医保局的效用如何，就看其协调功能与社会治理功效如何。

（作者系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及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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