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过PPP调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上看，中国从2000年~2016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虽然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排名从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绝对竞争力优势却出现了下滑，反映为单位劳动力成本值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缩小，其中名义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国和美国是我们所考察的19个经济体中两个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最稳定的经济体，而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国更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和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从危机前的1.5%和0.4%，分别上升到了危机后的1.7%和0.5%。同期全球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从危机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业第三大国日本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业国家德国在危机后也进入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过程（表5）。

这种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危机后当大多数经济体的平均劳动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缓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速却从危机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机后的13.1%，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从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成本则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表6）。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有着多重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以高投资维持增长的经济模式不断推高经济的杠杆率，也推高了劳动成本；从供给方面来看，人口政策过早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从制度方面来看，危机后全面落实的旨在改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新《劳动法》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5.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上升，但危机前后表现逆转

我们将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其他交通设备（除汽车）制造业这五个行业视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代表。

从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的排名来看，虽然从2000年~2016年中国的排名整体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来自于危机前的阶段。2000年~2008年，5个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排名均出现了明显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电器制造业排名持平，其他各行业的竞争力排名都出现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议

在对危机前后全球和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就业和劳动力成本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国权重”影响全球制造业的大背景下，我们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中国权重”而被强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速度优势”，正面对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

在过去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间由追求治理政绩所激励的GDP竞赛，导致各个地区不遗余力地通过压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种补贴方式招商引资，环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计入。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条件下，加上得益于信息技术时代的制造技术条件，“中国权重”将这个效果迅速地不断放大，使中国制造业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了超高速度增长。危机后，高投资、高杠杆、低估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无遗，这种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从供给端全面解决过往增长模式的弊端，虽然初见成效，但依旧任重道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额计入，加之劳动力供给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会快速下滑。

第二，中国制造业在低端技术领域的迅速扩张，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产标准零部件，在强化处于技术高端领域发达经济体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自身技术升级的成本。一个较容易忽略的事实是，因中国制造业参与而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标准零部件成本和组装成本的下降，进而是整机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而且大大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特别是推动了后者所引领的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进步。低成本条件下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了这些经济体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例如它们在电子信息、汽车、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业部门中的表现。

中国应对此高度关注，并从战略层面推出有效政策组合确保在高新技术领域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从这一点看，实现“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国需要深入分析危机前后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竞争力逆转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由于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的概率上升，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冲击、挑战和重构。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在西方经济体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难。如何定位政府补贴？如何定义市场竞争？全球贸易争端的上升会迫使中国深度思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席卷而来，《中国制造2025》旨在抓住这次技术浪潮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由于人口优势所对应的数据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通过需求驱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唯一可以和美国竞争的经济体。智能生产和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全球制造业。而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核心也是针对《中国制造业202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结合来重塑中国制造业，将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

（杨燕青系本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林纯洁系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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