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执行纲要

对于一个产业和一个经济体而言，“竞争力”是极其重要且广被提及的概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竞争力”往往被人们笼统以“强”、“弱”或“大”、“小”来形容。第一财经研究院“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项目的目标就是将“竞争力”量化，提供可追踪的时间序列数据，并在其基础上展开分析，进而提供决策建议。

我们将“竞争力”定义为生产单位价值产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竞争力就越强。如果将成本区分为资本和劳动力，相对于全球资本更为透明、趋同，劳动力成本更难被度量且对竞争力的影响更加重要。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即测算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主要制造业行业生产每个单位实际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义劳动成本，也就是单位劳动力成本（ULC），从而去揭示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格局的变化。为了全面反映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我们还考虑了本币的实际购买力，即对实际增加值做“生产成本法购买力平价（PPP）”的调整。单位劳动力成本越低，代表一个经济体或一个产业越具竞争力。

第一财经研究院即将推出的《中国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报告以中国为基准点，追踪和比较本世纪以来全球19个主要经济体19个制造业分类的竞争力变化，深入分析劳动力成本、技术和制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全面评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版图中的实力崛起和变迁趋势。报告覆盖了2000至2016年的时间序列，并以2008年为界，划分为危机前和危机后两个阶段。

我们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制造业强势崛起

从2000年到2016年，全球制造业格局出现了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快速下降，中国、印度、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市场份额快速上升。其中中国同美国、德国、日本的对比，最能说明全球制造业自本世纪以来地区间的转移趋势，反映了世界制造业版图的巨变。

第二个变化来自于制造业内部，与最终消费品密切相关的制造业行业的份额下降，中间材料和投资品（含耐用消费品）制造业部门的份额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电子和通信设备业，其次是化学工业，其后是汽车、电器以及机械制造业。正是这些制造业部门承载着本世纪以来日新月异的“新技术”和“新经济”。

竞争力是主导这些变化的主因，既包括竞争力的绝对水平，也包括其变化趋势。我们给出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制造业竞争力排名的数据结果（表1）。

根据我们的计算，截至2016年，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力优势依然存在，2016年全球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最具竞争力）的五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中国和墨西哥，这也是在过去16年间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国家。但从趋势看，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竞争力优势正在减弱。美国、德国和日本单位劳动力成本在2000年~2016年年均升幅分别只有0.5%、1.7%和-4.9%，而中国、印度和土耳其升幅为1.6%、4%和5%。在这16年中，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日本、中国台湾和西班牙，上升最快的是俄罗斯、巴西和南非。

2.“技术升级”重塑全球制造业，“人口红利”推动中国制造业崛起

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个制造业行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中的四个，都和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新技术”和“新经济”有关。作为“技术升级”代表的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在2016年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制造业，而在2000年其还不是主要的制造业部门。高技术行业由于存在明显的规模优势，也反映出高行业集中度的特点，电子和通信设备制造业排名前五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出占据整个市场份额的84.5%，是制造业集中度最高的行业（表2）。

没有什么比金融危机前的中国制造业更能说明“人口红利”对于制造业的贡献了。从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长，其中60%来自就业增长的贡献，中国不仅是全球就业增长的唯一源泉，还补偿了其他经济体就业的净减少。在2000~2008年，中国大规模就业增长将全球制造业的劳动报酬总额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业平均劳动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后危机时代，全球制造业增速从危机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国的贡献大致维持在危机前的水平，动力来源从就业增长切换到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由于平均劳动成本的上升速度显著高于劳动力生产率，全球制造业劳动报酬总额及平均劳动成本因中国的加入分别由危机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转变成危机后年平均上升2.3%和1.8%（表3）。

3.全球制造业版图中“中国权重”至关重要

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制造业总产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国，随后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国。截至2016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达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比重从8.5%提高到了30.9%。巨大的市场份额不仅意味着规模带来的独特竞争优势，即所谓的“中国权重”，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图1）。

“中国权重”一方面使得中国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领域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争得全球范围内产品市场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议价权；另一方面，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相辅相成，加快了标准零部件成本下降，进而是组装和整机成本的下降。这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因而推动了技术进步。这个过程在不断通过正反馈推动中国经济扩张的同时，也深化了全球制造业部门之间及主要生产国/经济体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供应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制造业。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领“中国速度”的是汽车制造业，在整个2000~2016年期间该部门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紧随其后的是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

在6个全球产出规模最大的制造业部门中，中国劳动生产率向世界技术前沿（美国）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表4、图2）。

4.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相对优势下滑，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从经过PPP调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上看，中国从2000年~2016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虽然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排名从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绝对竞争力优势却出现了下滑，反映为单位劳动力成本值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缩小，其中名义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国和美国是我们所考察的19个经济体中两个单位劳动力成本变化最稳定的经济体，而中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国更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和美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速从危机前的1.5%和0.4%，分别上升到了危机后的1.7%和0.5%。同期全球平均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从危机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业第三大国日本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业国家德国在危机后也进入了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下降过程（表5）。

这种变化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危机后当大多数经济体的平均劳动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缓的时候，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劳动成本增速却从危机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机后的13.1%，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国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从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罗斯的平均劳动成本则出现了绝对意义上的下降（表6）。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背后有着多重因素：从需求方面来看，以高投资维持增长的经济模式不断推高经济的杠杆率，也推高了劳动成本；从供给方面来看，人口政策过早导致了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和年龄结构老化，造成了劳动力短缺；从制度方面来看，危机后全面落实的旨在改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新《劳动法》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

5.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竞争力排名上升，但危机前后表现逆转

我们将机械制造业、电器制造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其他交通设备（除汽车）制造业这五个行业视为“高新技术”制造业的代表。

从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的排名来看，虽然从2000年~2016年中国的排名整体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来自于危机前的阶段。2000年~2008年，5个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竞争力排名均出现了明显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电器制造业排名持平，其他各行业的竞争力排名都出现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议

在对危机前后全球和中国制造业的增长、就业和劳动力成本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中国权重”影响全球制造业的大背景下，我们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因“中国权重”而被强化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速度优势”，正面对日益上升的成本压力。

在过去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间由追求治理政绩所激励的GDP竞赛，导致各个地区不遗余力地通过压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种补贴方式招商引资，环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计入。在劳动力充分供给的条件下，加上得益于信息技术时代的制造技术条件，“中国权重”将这个效果迅速地不断放大，使中国制造业在相当短的时期内实现了超高速度增长。危机后，高投资、高杠杆、低估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无遗，这种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正在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从供给端全面解决过往增长模式的弊端，虽然初见成效，但依旧任重道远。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环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额计入，加之劳动力供给短缺等原因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弥补这些成本的上升，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将会快速下滑。

第二，中国制造业在低端技术领域的迅速扩张，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产标准零部件，在强化处于技术高端领域发达经济体竞争力的同时，也提高自身技术升级的成本。一个较容易忽略的事实是，因中国制造业参与而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制造业标准零部件成本和组装成本的下降，进而是整机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励了最终消费，而且大大降低了处于技术高端领域发达经济体的生产和研发成本，特别是推动了后者所引领的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进步。低成本条件下更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了这些经济体在各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力——例如它们在电子信息、汽车、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等制造业部门中的表现。

中国应对此高度关注，并从战略层面推出有效政策组合确保在高新技术领域进一步提高竞争力。从这一点看，实现“中国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国需要深入分析危机前后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竞争力逆转的原因，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由于全球贸易环境的恶化和贸易战的概率上升，中国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可能面临冲击、挑战和重构。中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在西方经济体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难。如何定位政府补贴？如何定义市场竞争？全球贸易争端的上升会迫使中国深度思考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席卷而来，《中国制造2025》旨在抓住这次技术浪潮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由于人口优势所对应的数据优势，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通过需求驱动，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唯一可以和美国竞争的经济体。智能生产和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全球制造业。而美国对中国贸易战的核心也是针对《中国制造业202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的结合来重塑中国制造业，将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关键。

（杨燕青系本报副总编辑、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林纯洁系第一财经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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