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玉平表示，确实有相当数量的远程医疗会诊中心存在设备闲置、利用率较低的问题。总体上看，医联体建设还停留在医院和医院的医联体，没有建立医生和医生的医联体，医联体的“毛细血管”并没有真正联系起来。

据袁玉平观察，很多超大医院一年的远程医疗会诊量一般不超过1万例，甚至还有省级医院的远程医疗会诊量一年也不超过1000例。

未纳入医保妨碍远程医疗开展

一边是远程医疗利用率偏低，另一边却存在着巨大的需求。这一对矛盾也亟待解决。

袁玉平表示，在运营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远程会诊的各方需求都非常旺盛。“患者不出家门就能看专家，省钱省心省力；上级医院希望扩大影响力；上级医院的医生希望获得优质病源；下级医院也想提高诊疗能力，提高影响力；下级医院医生也希望获得学习的机会。”

他认为，如果远程会诊不打通，医联体的建设就依然停留在表面，处于“联而不动”的局面。比如我国正在推行的家庭医生制度，如果远程会诊不畅通，会进入大医生没有时间、小医生不被信任的尴尬局面，也会使得一直是国家医疗改革制度重中之重的分级诊疗难以取得真正实效。

对于其中的症结，郑德富认为，远程医疗的会诊费还没有进入医保报销目录。“一些老百姓舍不得，只能等病情加重了才转院。如果及时报销，对医保来讲其实是节约资金的。”

郑德富还表示，如果缺乏对医务人员的激励机制，也会影响远程会诊的广泛开展。

袁玉平也认为，目前远程会诊的模式，需要经过从患者到下级医生到会诊中心再到上级会诊中心再到专家这样一个过程，在专家协调时间的过程中，需要重新沿着原来的路径再返回一次，然后再敲定下级医生的时间，流程的冗长给操作带来了难度。同时由于激励机制不明确，导致整个激励链条没有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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