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红日药业询问，判决书中提到的“商务往来送礼的清单和不正当商业行为的文件”究竟是什么？对此，红日药业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案件属于刑事犯罪，是涉及到我们企业安全的一个案件，公司这边肯定是会配合有关部门处理相关事情的。”对于案件前期情况，该名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一位熟知本案案情的法律界人士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涉及到“商业秘密”，法院也没有公布完整的上述“敏感资料”。

记者注意到，被敲诈的300万元资金是在2015年从红日药业账户流出，这笔并不算高的开支在其年报中难寻踪迹。不过在医药行业，与“商务往来送礼”相关的销售费用科目却有很多。

事实上，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一直都很高，在敲诈事件发生的2015年至2017年，红日药业的销售费用分别高达18.04亿元、17.07亿元和13.39亿元。在2015年18.04亿元的销售费用中，学术推广费4.88亿元、市场调研费8.9亿元、会议费8509.18万元、业务招待费3100万元。

有意思的是，在杜某敲诈红日药业的案件中，与杜某全程保持联系的红日药业时任董事会秘书郑丹，已经从该职位上辞职。但郑丹并未离开红日药业，而是换了份工作，成为了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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