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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破裂了，经济陷入衰退，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建立在虚假根基智商的喧嚣的90年代，最终将走向终结。”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张朝阳对千禧年的记忆，既不是中华世纪坛的“圣火”传递，也不是世界各地人民日夜不休的载歌载舞，而是互联网公司在美国股市的崩盘。

2000年4月，雅虎市值从937亿美元跌到97亿美元，美国共有210家互联网公司破产倒闭。

同年上市的三大门户网站新浪、网易、搜狐都迎面撞上了这场寒冬。当年10月，网易和搜狐股价先后跌破5美元，被评价“携手走进垃圾股”，11月，搜狐创下3美元的股价新低，可能被纳斯达克摘牌的说法一时兴起。

不过，张朝阳更大的危机来自公司内部。

搜狐上市之后，董事会空降了一位职业经理人“辅佐”张朝阳。

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搜狐的早期股东多是西方资本，过于强势的董事会对创始人而言并非好事——2001年6月，新浪创始人王志东在董事会上突然被免职。因为业绩不佳，张朝阳也在这年接到过董事会邮件，其中不乏威胁解雇的激烈言辞。

理工男张朝阳补上了权术这门课。

他先是表现得很有耐心，用太极功夫慢慢争取时间，“他们说什么我也不反驳”。这场博弈随着搜狐财务情况在2002年好转逐渐出现转机，到2003年春天时，搜狐股票已经翻涨80倍，但他并未放松——因为担心董事会批评自己上班不努力，他每天早上9点出现在公司，坐在办公室里无休止地审批文件。

凭借创收逐渐确立地位后，张朝阳抓住机会，利用股票回购等手段对董事会进行洗牌。危机最终在2004年左右解除。

不过，杯弓蛇影的几年显然给张朝阳留下了阴影，他开始给自己疗伤，方式之一就是彻底解放自我，“完全不考虑像谁，把很多传统CEO该干的事抛到一边”。

对于马云来说，千禧年同样意味着升级打怪。

2000年9月，马云在杭州张罗了第一届西湖论剑——两个月前，他刚刚成为《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人物。但西湖论剑仅仅10天后，他就宣布阿里巴巴进入6个月紧急状态，“未来半年是非常严峻的半年”。

图：2000年马云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

大裁员很快启动。

此前，阿里曾经有过一轮全球大跃进，在硅谷、日本、香港等地纷纷铺设办公室，高薪从世界500强公司挖高管——一位负责营销的副总裁曾经报出12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当马云提出质疑时，对方回答：我做的计划从不低于1000万美元。

寒冬之中，缩衣节食成为保命之举。

裁员之后，阿里全球10个办事处缩减为3个，硅谷30人团队只剩3人，其中还包括一个前台。工号前100的老员工数量也减少了一半。

“那种感觉就像‘二战’之后看见到处断壁残垣、尸横遍野一样。”曾任阿里高级副总裁的波特·埃里斯曼在《阿里传：这是阿里巴巴的世界》书中写道。从美国裁员归来后，马云给波特打了个电话，哭着问对方：“我是不是个坏人？我感到我让大伙失望了。”

即便如此，到2001年1月时，阿里账面上只剩下700多万美元。更糟糕的是，马云也没想好破局之道，而来自投资人、媒体的批评声却越来越烈，每次董事会上都有人问：什么时候赚钱？——这个问题，当时的腾讯、百度也都没有答案。

而暗暗流传在公司内部的说法也是：阿里迟早要关门。

最低沉之时，马云独自在长安街上走了15分钟，回房间又闷头睡了2小时。

他最后为阿里选择了“跪着过冬”。他在公司内部搞起了“延安整风运动”、“抗日军政大学”、“南泥湾开荒”，分别对应价值观、人才培养和盈利模式。而他为2002年设立的目标是：全年赚1块钱。

阿里活了下来。2003年始于湖畔花园的淘宝网项目成为阿里的新故事，后来它成功狙击易趣，上演了“蚂蚁战大象”的戏码，也由此奠定了马云的江湖地位。

年少成名的求伯君在千禧年已经心生退意。

36岁的他是2000年CCTV十大经济人物最年轻的得主，这位痴迷于技术的获奖者上台时表示，跟在座其他总裁创造的几十亿上百亿业绩相比，自己很汗颜，但好在他还年轻，“我还有机会向大家学习，甚至有机会能够超过”。

但他似乎只是说说而已。

事实上，求伯君在那年迷上了网络游戏。多年后他在chinajoy会场上坦承：当年玩游戏上瘾影响了家庭和健康。

而金山在2000年进行股份制改革后，求伯君就卸任了董事长，退居二线，具体业务交由总裁雷军负责，其中包括上市的“八年抗战”——从传出消息的1999年到最终上市的2007年，雷军一直负重前行，敲钟2个月后，他选择了辞职。

雷军后来的回归一度引发过业界对他与求伯君罅隙的猜测。但后者的心思显然已经不在江湖。2011年，47岁的求伯君宣布退休，也为程序员单枪匹马就能成为英雄的浪漫时代划上了句号。

这似乎是契合时代的选择——与他成名于同一时代的程序员们已经先后归隐，另一方面，这也验证了他的那句自我标榜“我是属于潇洒型的人，不太愿意纠缠于繁琐的事情中”。

游侠终于得以浪迹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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