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捐赠中小学，是因为“利润回报”比较高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田家炳就以捐办公益为业：1982年，他捐出价值10多亿元的4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年，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慈善捐助中，您为什么钟情教育事业？

田家炳（以下简称“田”）：我16岁时父亲就去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刚刚读到初二，就只能忍痛辍学，接手父亲的砖瓦窑生意。

小时候没读多少书，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后来在印尼生活了20多年，也走过欧洲一些国家，发现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素质都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对国家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13亿人口是中国的一个大“包袱”，怎么把这个“包袱”变成财富？我认为就是办好教育！

记：与其他慈善家不同，您资助的重点在中国内地的中小学，您似乎有一种基础教育情结。

田：要教育办好，首先是基础教育要办好。基础教育是最基本的，如果搞不好，北大、清华这些好的高校就不可能有好的生源……

受基础教育的孩子比例比受高等教育的要高……内地基础教育也极需发展，这也是我重点捐助内地的原因。特别是山区的穷孩子，我希望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是100万元捐款，如用在内地，其发挥的成效可能比用在香港大几倍，因此基金会90%的捐款都用在内地。虽然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依例捐助内地要缴税，但我不计较税务得失。

我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看到那么多的孩子能因此而有书可读，感觉会是毕生最大寄托。

富·有

卖掉“花园式豪宅”，住出租屋

在自己的孩子还睡着拥挤的上下铺时，田家炳就开始关心别人孩子的生活。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

记：听说，2001年香港“金融风暴”后，您为了多捐助内地建学校，甚至宁愿把自己原本居住了37年的“花园式豪宅”卖掉，与夫人一起搬去住出租屋。

田：经历了香港“金融风暴”，基金会的收入大大减少，手上能周转的资金又少，但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申请，有了承诺就要做到，于是我就下决心把房子卖掉助学。

子女们不同意我卖别墅，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和太太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呢？而且，别墅卖的钱可以捐助20间学校，我也尽了绵薄之力了，很开心！

记：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您“越捐越过瘾”，会不会担心自己捐助上瘾，却无能力负担？

田：其实，这很平常啊。当时手头现金不足，就向银行寻求帮助，就像做生意一样正常，只是多了些利息负担，算不了什么。

记：几十年来，您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捐资兴建了1000多个项目，捐资数目高达10多亿元，捐出了自己80%以上的财产。

田：我虽然不是最有钱，但我一直在想尽自己的绵力。钱财都是身外物，特别是，看到一栋栋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听到万千学子的读书声，精神上的享受也比物质上的享受好得多。

记：听说您每建一所学校，都要亲自去给学生“打气”。

田：能去的我都希望去，去到也只是讲故事而已，给小朋友说些“脚踏实地”的故事，因为，捐赠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最关键是“育品德”。

我有时会对老师说：“我捐钱盖了楼，不用你们感谢我，你们能把我捐资的学校办好，我还要感谢你们”。我最怕的不是钱捐得多，而是学校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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