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来在粒子物理、天文物理上大量投入，给班比这样的青年外国学者带来了机会。

“20年前，我可能不能很轻松地说，好吧，就去中国吧。但现在不一样了。”

班比认为这样的转变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二三十年前，投资道路、医院肯定更有用，投资基础物理是不明智的。现在，中国更愿意在那些短期内不会改变日常生活的领域投资。”

“青年千人计划”每年招募数百名40岁以下、拥有3年以上海外科研工作经历的学者。入选者每人获得中央财政给予的50万元生活补助，3年100-300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接受单位一般也会以1:1的比例配套提供安家费和科研经费。

无需担心经费、差旅和雇佣人员，班比得以沉浸在他的天文物理世界。

当然，二三十年可以轻易地建设出大规模的校园和科研团队，但尚不足以建设出学术强国。培养学生、积累成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才倾向于去传统的学术强国，而成为传统需要时间。”班比称他开不出见效快的药方，只能徐徐图之。“中国这样的发展再保持20年，我们再看看吧。”

（四）

据班比的观察，中国的这些变化，与正在意大利和美国发生的事情恰好相反。

聊起政治和社会话题，一直沉静的天文物理学家突然显得有些激动，语速变快，音量也拔高了。除了科研信息之外，政治新闻是他主要阅读的文字。尽管自称并不思念故乡，班比仍密切关注欧洲的时局。

经济低迷的意大利在大选上可谓一波四折，无一政党获得多数票，4轮组阁磋商均无果而终。就在澎湃新闻采访的不久前，民粹主义的五星运动党和极右翼的北方联盟党达成了组阁协议。

“闹了三个月，我们终于可能要有一个政府了。也不知道能不能长久，但总算是个‘胜利’吧。”班比的语气充满无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自己该乐观还是悲观。”

话虽如此，班比的话语中轻易流露出了悲观情绪。他认为这一切，像是在重演2016年美国大选的剧本。

“意大利的情况和美国有点像，跟中国正相反。你们的父母曾经见过一个更穷的国家，过去二三十年里事情改善了很多，大家都很乐观。而欧美正相反。我的父母见过更好的时代，所以很多人不高兴。”

他突然进一步拔高了声调，显得略有点不耐烦：“人们不满意老派的政治家，因为经济形势很差，他们认为问题就是这些既得利益者，所以就选完全新的人。不正常的总统，奇怪的政策，但最终你也没办法抱怨，说到底，更多的人投票给他。”

“意大利的情况也一样，选了作出很多承诺、但没有什么经验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在不造成太大伤害的情况下快速学会管理国家，否则伤害很难修复。”

（五）

除了科研机会和经费，班比认为他在中国学术高产的另一原因是教学负担轻，但学生足够优秀。

他说道，复旦是一所研究导向的学校，他一学期只用上一门课。澎湃新闻记者赶上了这门课的期末考试：试卷全用选择题组成，学生答完即可交卷，班比当场批改出分。

此外，本科生如有兴趣，可以申请来他的课题组参与科研工作。他感慨于这些学生的积极性：“我读大学时，直到最后一个学期才决定要做科研，而我组里现在有大二的学生，想尽早积累科研经验。他们中有些去了非常好的学校留学。”

在招收学生时，班比并不太看重绩点。他觉得，考试主要考学习能力，而对做科研来说，发现比学习更重要。

班比每周六组织一次讨论班，形式是学生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进展，或是介绍预印本网站上的最新论文。他认为，这构筑了一个英语的科研交流环境，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班比对复旦的学生整体很满意，只是偶尔，他会觉得他们有些害羞，需要更多的互动。

（六）

经历过欧洲、美国、日本的班比，来到中国并没有感受到文化上的冲击。一旦投入到工作状态，他觉得在哪里都没有大的差别。

甚至，他的整体印象是日本更接近德国，而中国更接近意大利：“即使不能事事如意，人们也总能找到适应腾挪的空间。”

就像班比刚到复旦的时候，“系统比较丛林状态，不太有效率，很多事情会需要试试看。当然，我最终没遇到什么真正的困难。现在，规则渐渐确立起来，并得到了遵守。”

五、六年间，班比见证了学校在国际化、规则化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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