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业点源污染来说，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控制排污口直观而有效。对于化肥这种农业面源污染来说，从源头上控制化肥施用量十分困难。

中国农民为什么不愿意少施化肥？回答了这个问题，可能就找到了破局的方法。

谷保静注意到，在实验室或示范工程中有效的“减肥”手段，往往在因农地的碎片化而落不了地。比如“测土配方”技术，需要根据土壤测试在农业科技人员的指导下找到最因地制宜的化肥配方，农地的碎片化程度越高，测土配方就越难推进。他由此开始思考土地规模在其中起到的因素。

在控制了作物种类、地域、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和肥料补贴、肥粮价格比、GDP等经济因素后，农地规模对于化肥使用量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户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施用量分别下降0.3％和0.5％。

兼业“农民工”，拒绝专业“减肥”

为什么小农户反而成了施肥“大户”？谷保静解释道，这与技术的落地成本有关。与农用机械、灌溉设施等农业技术相似，学习“减肥”知识技术是一种固定成本，随着农地规模的增加变化不大。因此，对一些小农户而言，为了小规模农地而投入大量固定成本是“不划算”的。

国内大力推行的 “4R原则”、测土配方，由此也难以调动小农户的学习和应用积极性。

另一方面，兼业是中国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青壮年农村人口，如果家中经营的农地规模很小，往往一年中大量时间都在城镇中工作，短暂几天回到农村劳动，倾向于“一炮轰”的一次性施肥方法。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