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南荒”之地成为海上明珠

海南历来是个特殊的地方。近千年前的1079年，一个人去向海南，那时候，这个地方叫做琼州，极南孤苦之地，那个时代流放至此，几乎等同于判了极刑。他心怀家国，同时又满怀愁苦去了，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绝妙评价。

一方面，当年的琼州的确经济水平和生活条件都非常差，隔着茫茫大海，黎人聚居，生活习惯不同，语言沟通不畅，“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说“九死”真不能算过分。

另一方面，所谓“奇绝”，也非随口说说。海南地理位置独特，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拥有沿海、沿边、岛屿等地缘优势，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又相对独立。千年前，这些或许都因科学技术的不发达，成为了劣势。但今天，在科技进步、政策支持下，这些都成为了优势。

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四面环海，深水港资源丰富，拥有19个港口，海南省各港口建设及生产今年迅速发展，货物吞吐量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海口港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是海南省北部的水运交通枢纽，其建有3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远期可发展为2个1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吞吐量达到海南全省的50%以上；洋浦港素有“水深、避风、回淤量少、可利用海岸线长”的天然深水良港之称，是海南西北部工业走廊出海通道的重要出海口，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同时，海南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其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中心位置，靠近国际海运主航道，辐射东南亚，是中国的“南大门”，又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南出口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海南具有建设自由港的天然条件。时移世易，千年“南荒”之地成为了海上明珠。

自由贸易港究竟是什么？

事实上，“自由港”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体系统筹各种相关概念，但通常认为是一种更为开放的国际经济联系。其中重要描述是“境内关外”，即以港口为核心的特定区域，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但在海关管辖区之外。“自由”的涵义即不受海关管辖，进出商品原则上免征关税，货物、资金、人员可以自由进出。

2017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这其实蕴含着我国经济及对外开放发展历程的演化。

对外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量高速增加，大量原材料进口、产品外销的出口加工企业感到了不便，为了节省时间和资金，有外移趋势。而转口贸易的外国货船则不愿意经停我国。针对这些问题，1990年，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对于不以最终进入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货物，不收取关税。外高桥保税区建立后，大量出口加工企业迁入区内蓬勃发展，转口贸易量也迅速攀升。其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这是第一阶段，对外开放带来新问题，保税区建立。

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变得更快，保税区也跟不上发展形势了。从1990年到2013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金额从1154亿美元，达到4.2万亿美元，暴增36倍。虽然截止2013年底，我国成立了六大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共113个，但相对增长更快的终端市场，“保税区”功能太单一了。2013年9月，在上海，保税区升级为“自贸区”，“负面清单”、“金改40条”等新制度出台，功能更多样化，资金流通更方便。

这是第二阶段，新时期有新需求，升级到自贸区。

短短几年间，自贸区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与国际最高水平比还有很大距离，当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继续加大、加快，新的升级又来到，这便是“自贸港”。

自由港的演化体现国际关系体系和国家经济制度变迁

自由港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各类自由区或经济特区中诞生最早的一种经济特区，可说是世界自由区的初始形态。自由港维形可追溯到古代腓尼基时期（前1101年一241年），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一种可自由通行的自由港口。

1547年，世界上有了第一个正式命名的自由港，意大利的雷格亨(Leghoyn)。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约设立了50个自由港，大部分是在18至19世纪设立的。这个时期，欧洲国家一方面为了发展转口贸易，另一方面为了加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重要港口被辟为自由港，比如位于地中海沿岸的直布罗陀，就是在1704年被英国占领后开辟为自由港的。在亚洲，继新加坡在1819年被英国占领后辟为自由港，槟榔屿、马六甲、香港、澳门等亦先后被殖民政府辟为自由港。 二战结束后到80年代前，自由港的功能扩展成为重点。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加强民族经济发展，积极寻求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着眼于建设“出口导向型”经济。而发达国家则想利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及资源，转型升级的同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自由港功能由单纯转口贸易转向多领域立体经营的综合型自由港。世界经历了代出口加工区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办自由港的浪潮再次掀起。这一次的背景，是全球化带来世界产业结构的再次调整和海外投资的新浪潮。新技术革命刺激发达国家企业进一步追求生产全球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也开始资本输出。互利共赢是世界经济关系的新特点。自由港为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条件。 自由港的产生与演化是国际关系体系和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并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演变。

成功的“自由港”能够顺应全球及区域经济发展大势

以香港为例。从1841至上世纪40年代中期，其主要定位是转口贸易型自由港。历史上，香港资源匮乏、人烟稀少，但其有优越的地理位置，面向太平洋，背靠中国大陆，毗邻东南亚。1841年，英国占领殖民香港，将其作为自由港进行转口贸易，主要运送交易鸦片和苦力。

50至70年代，香港成为加工贸易型自由港。二战后，香港经济恢复发展主要依靠与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对华禁运。香港充分运用内地城市的资金和人力，积极开阔欧美市场，形成了以纺织、成衣业为支柱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出口导向型策略，香港经济结构转变。

70年代末开始，香港转向综合型自由港。随着中国大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粤港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显著，香港抓住机遇，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利用资金管理技术优势，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结构优化。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亚太地区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逐渐形成。

90年代后，香港作为综合自由港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经济规模显著扩大，对外贸易总额、主要行业收益率等均有较大幅度增长，人均GDP稳居世界前列。虽然也遇到了周期性的经济增长速度趋缓、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等问题，但作为内地最重要的转口港和内地企业最重要的离岸集资中心，香港成为人民币跨境结算中心，巩固和提升了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通过珠三角地区区域分工合作深入发展等，香港新兴产业发展良好；系列政策框架签署实施加深跨区域综合型自由港的发展，香港本身对内地的区域性运输和仓储服务功能也由此获得进一步发挥。

成功的“自由港”其实都是顺应全球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势，在内外因的动力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转化。

海南经历了波折

海南的天然条件，应该说“别人有的我都有”。但其发展，的确经历了不小也不少波折。

建国以后，海南作为国防前哨，经济一直不太发达，农业是其主要产业。其和黑龙江、新疆等一样，是典型的有农垦兵团历史的地区，橡胶产业占据重要地位。直至当下，海南的第一产业占比仍然较高，长期超过第二产业占比。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改革开放“试验田”。这被视为一次历史性重大机遇。但随之迎来的“淘金”机会聚焦在了房地产。

《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1996）》显示，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五年增长超过5.6倍。海南省1989年房地产投资仅为3.2亿元，而1990-1993年间，房地产投资比上年分别增长143%、123%、225%、62%，最高年投资额达93亿元。

1995年8月，海南发展银行成立，本意是解决省内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投资房地产而出现的资金困难问题。但是两年多以后，海南发展银行自己也出现了资金困难问题。1998年6月，央行不得不宣布关闭海发行，这是新中国首家因支付危机关闭的省级商业银行。

此后，海南省用了七年时间，处置积压房地产的工作才基本结束。

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南省旅游休闲业随即迅猛发展，旅游人数激增。2010年至2017年海南省累计接待游客57418.0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210.74亿元，年均增长16.1%。而由于怡人的气候和环境，许多北方老人将之作为养老、疗养的集聚地。

但也应该看到，海南基础建设未能很好跟上发展，今年春节期间的海口“大堵塞”，诚然有天气原因，交通规划与基建的弱势不可忽略。

再好的政策和条件，也要一步一个脚印，更不能急功近利。

历史新机遇

这一次，海南又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香港可谓是全球瞩目的成功案例，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成功与其自身地理位置优势等密切相关，但也与其背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其发展、蓬勃、转型、升级的历程，无一不和其背后强大的战略体的发展、转型、蓬勃息息相关、如出一辙。只有当这个背后的经济体有所需求、有所支持，香港这个“自由港”才能“自由”飞出新高度。

此次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大利好下，想必海南省能够进一步、更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的优势，从种业、医疗、教育、体育、电信、互联网、文化、维修、金融、航运方面发力，深化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综合性自由贸易港。

与此同时，应当注意需进一步夯实经济基础。上世纪海南“开放”中的房地产过热，与其本身的经济条件不无关系。2017年，海南省GDP仅为北京GDP的16%，人均GDP仅为北京、上海的约三分之一。鉴于此，海南的财政并不宽裕，因此政府对于土地出让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愿望较强烈。这才是上世纪海南“房产热”的主要原因。而这个因素和意愿，当下恐怕仍然存在。未来的自贸港建设中，需要加快步伐，也需要稳扎稳打。

也应当注意需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所有成功的自由港都有较为完善、成熟、公开、透明的法规制度。而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1909年前存在的自由制度，对俄国太平洋沿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但其新的法规中太过谨慎严格的审查对其建设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这种发展中因观念矛盾产生的阻滞、反复，我们并不陌生。海南经济开放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这一次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是在国家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下做出的重要决策，但在具体实施中，也需要充分领会、认真细化，并且将之建章立制，保证其长期性和一致性。

当然，还应当注意需进一步作前瞻性研究、规划。目前，海南自由港建设明确规划了“四步走”的发展目标。但我们也看到，2014年，德国汉堡港迎来了历史性的新纪元，124年的自由港历史划上了句号，成为欧盟海关的港口之一。在中国坚定对外开放、并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有一天，也许我们能够将港湾区融入城市和国家、全民共享开放市场红利。

后记

浮浮沉沉，从几乎最落后，到可能最先进，从无人愿去的蛮荒之地，到趋之若鹜的度假胜地，皆因为新时代赋予了新机会。

千年前，“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言说“不恨”的苏轼，衷心期盼能够给琼州带来文化、富饶。他说，莫嫌琼雷隔云海，海南万里真故乡。而今，这个愿望终能实现。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