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峡集团介绍，截至目前，中华鲟研究所已累计向长江放流中华鲟超过500万尾。为科学回答中华鲟放流效果，科研人员融合声呐监测、互联网及无线传输等多方面技术，建立了从宜昌至河口、覆盖长江中下游1800公里的放流中华鲟洄游监测系统，这是目前国内覆盖范围最广、最全面的鱼类放流效果实时监测与评价系统，最新监测研究结果显示，最近几年放流中华鲟进入河口水域的比例为53.7%，对中华鲟自然资源的补充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工繁育的中华鲟与野生中华鲟在遗传方面无差异

历史上，中华鲟洄游到长江上游干流和金沙江的下段产卵繁殖。1981年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阻断了中华鲟洄游金沙江下游产卵的通道。

为了保护中华鲟，原国家水电部、农委等部门组织专家分别论证了网捕过坝、修建鱼道、人工增殖放流等措施的可行性，最终确定：采取建设保护区和禁止捕捞的方式保护野生自然种群；采取人工增殖放流的方式，补充和恢复自然种群数量。1982年3月，国家水利部下文成立三三〇工程局水产处（后更名为中华鲟研究所，2008年划归三峡集团管理），成为国内首个因大型水利工程兴建而设立的珍稀鱼类科研机构。

人工繁育的中华鲟和野生中华鲟有何不同？据中华鲟研究所专家介绍，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分为子一代和子二代：中华鲟研究所利用过去在长江里捕捞的中华鲟雌雄亲鱼，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人工受精、孵化、养殖，培育出来的中华鲟就是子一代中华鲟。子一代中华鲟在纯淡水环境下培育调控，使其性腺发育成熟，经过人工诱导与催产，繁育出来的下一代就是子二代中华鲟。2009年10月，世界上第一尾全人工繁殖的中华鲟破膜而出。

目前，葛洲坝坝下是野生中华鲟最主要的产卵场。中华鲟在此自然产卵，每条的产卵量为几十万到一百多万粒。相比之下，每年放流的几百数千尾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在数量上“相形见绌”，真的能有效补充中华鲟野生种群的不足吗？

在自然条件下，鱼卵虽然数量很大，这其中有一大部分不会成功受精，受精的鱼卵里又有一大部分会被食卵鱼吃掉，幸存的受精卵又有一大部分不会成功孵化，成功孵化的鱼苗在长江里洄游到海的过程又有一大部分会被天敌吃掉，在长江里没被吃掉的又有一大部分到海里会被天敌吃掉，几个过程下来，能最终长成成鱼的，万中难有其一。这还是在不考虑过渡捕捞、水体污染、航行等人类活动影响给其带来巨大损耗的情况下。与之相比，人工增殖放流的中华鲟数量虽少，但都是大规格中华鲟个体，不存在产卵、受精、孵化过程中的损耗，在长江、大海里基本没有天敌，损失率跟自然繁殖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

2016年，曾有报道称葛洲坝坝下产卵场2013年至2015年连续3年未发现自然产卵现象。人们一度陷入悲观，认为葛洲坝已经丧失“产床”功能，甚至认为中华鲟自然产卵现象已经中断对此。李志远对此解释称，2016年，该产卵场又发现了自然产卵现象，2017年则未发现。“通过人工监测技术不可能完全跟踪，2014年我们没发现产卵，但2014年确实产了。因为后来在河口发现了幼鱼，由此推断，2014年其实是有自然产卵的。”

据澎湃新闻了解，今年放流中华鲟的标记采用了比往年时效更长的声呐标，连续工作时长可达10年，如果这些放流的中华鲟能够在海洋中发育成熟并顺利洄游繁殖，其体内的声呐标记发射的信号将会被监测系统接收到。

为了更好地监测放流鱼群的生存状况，当前，中华鲟放流标记追踪技术主要有PIT标记、声呐标记、T型标记和DNA标记四种。

PIT标记为长期有效的身份标记，是一个植入在鱼身体里的芯片，主要起误捕鉴定作用。误捕的中华鲟，通过一个读卡器一样的探头扫描，其身体芯片里所携带的该鱼的生物信息、放流信息等数据就显示在屏幕上了；声呐标记则植入鱼的腹部，当标记鱼游经接收器接受范围（约1000 米）时，可以自动记录接收信号时间，从而推测中华鲟洄游过程；T型标记上印有中华鲟研究所的联系电话和身份编号，便于渔民误捕后根据此标简单直接判断是放流的标记鱼；DNA标记采取中华鲟少量鳍条样本，通过DNA分子分析技术建立中华鲟亲鱼和子代的亲子鉴定信息库。

近几年，中华鲟研究所在行业内率先突破了中华鲟单雌性繁殖技术，为中华鲟物种保护再增添一项技术保障；构建了中华鲟人工种群遗传谱系，对人工种群实行了科学的遗传管理；中华鲟早期性别鉴定技术研究、种质资源库建设和全基因组研究工作也同步开展；构建了中华鲟基因组BAC文库，是中华鲟种质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文库的成功建立为更深层次的开展中华鲟生长发育、繁殖以及疾病机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资源库，是未来实施染色体筛查与筛选、全基因组测序等工作的重要基础。

据悉，除中华鲟外，截至目前三峡集团已先后掌握圆口铜鱼、长鳍吻鮈、齐口裂腹鱼等10余种长江珍稀特有鱼类人工繁殖技术并实施增殖放流, 已累计放流达氏鲟、胭脂鱼等珍稀特有鱼类近150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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