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一锤定音，宣布要“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后，昨天（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也迅速将细化之后的十二大措施、以及“两步走”的路线图，公诸于世。

的确，力度很大。比如，易纲说，在“几个月内”就将实施的改革措施包括：

1.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2.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

3.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

4.为进一步完善内地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从5月1日起把互联互通每日额度扩大四倍；

5.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

6.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而在年底之前，还有包括“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等措施将落地，“沪伦通”也争取在今年内开通。

这些“超预期”的金融开放政策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的从业者、投资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来说，又有何种影响？

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为什么要扩大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第二，为什么是现在？

开放

要回答开放的原因，可以从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刚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8年度报告》中寻找答案。这份报告的开篇便提纲挈领地说，当下的亚洲金融市场，存在着“脆弱的复苏与持续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观察过去几年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就会发现，资金在不断流入发达经济体。以2016年为例，该年度美国和欧盟的证券市场一共吸收了5.63万亿美元的资金，占据全球总流入资金的96%。

而就在剩余区区的4%中，流入中国金融市场的资金仅有679.59亿美元，仅占整个大盘子的1.16%，远小于日韩等其他亚洲主要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投资出现暴涨。注意，这里的对外投资，可不仅仅指出去“买买买”的直接投资，也包括证券市场的资产组合投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外资产组合投资达到788.3亿美元——一进一出后，资本呈现净流出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这篇报告提出了两个原因：一是亚洲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开放程度不够，过剩储蓄无法在当地得到有效调动；二是因为内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亚洲各经济体的企业和个人，把西方金融市场作为规避风险的安全岛。

如此不均衡的资本流动模式，无疑将使亚洲各个经济体面临资本外逃的高风险和更高的融资成本，这也会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增加新的风险。

既然现在中国央行已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列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那么“稳步”和“渐进”的扩大金融市场开放，不但不会增加市场风险，反而可以让更多的资金关注中国流入中国，起到平衡的作用。

因此，易行长在解释为什么要采取开放金融市场的举措时会强调，“当我们进一步推动金融业开放时，我们会考虑资本流动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资本流动平稳，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资源……目前，中国投资者的全球资产配置比例偏低。随着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鉴于国内和国外投资者都有需求，跨境资本流动可以平稳高效。”

时机

坦白来说，了解中国加入WTO历史的朋友应该都明白，当年中国对金融业对外资的开放是有承诺的。但为什么当年的步子不敢迈得太大呢？

首先，中国的金融机构当时还太弱小。1999年末，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总额将近3.2万亿，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就算成立了四大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坏账后，到2003年四大行的不良率仍然高达20%以上，标准普尔在那一年题为《中国银行观察》的报告中干脆就宣布，巨额坏账已经引致四大行“技术性破产”。

四大行尚且如此，其他金融行业实体就更不用提了。中信证券到2003年上市时，市值才100多亿人民币，是当时高盛等国际投行市值规模的十分之一；保险业的差距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至于金融租赁、消费信贷这些行业，对当初的中国来说几乎闻所未闻。

所以说，如果当年真的大幅开放外资准入，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会和现在有天壤之别。

其次，中国过去十几年高效的经济增长和相对发达国家更为平缓的经济周期，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的平稳是密不可分的。

应该说，无论是配合政府向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放贷，还是配合政府维持资金市场稳定，要求大银行不能中断向小金融机构的拆借，中国的银行业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试想，如果银行业最重要的话语权不在政府手上，而是在外资，甚至只是在私企手上，结果会怎样？

那为什么现在又允许开放了呢？

时代变了嘛。“狼来了”的故事固然听起来很可怕，但小绵羊都已经长成魁梧的“super山羊”了，就算“狼”真来了，那也只能学会与羊乖乖地和平共处。

怎么个super法儿？

且不说工商银行是世界第一大行，平安保险是世界第一大保险公司（按市值计算），单从目前国际上有的金融行业形态看，中国也一个不落。甚至，对于那些国外不够发达的移动支付、消费信贷等业态，中国还开始对外输出了。

换言之，中国金融业的结构大局已定，就算外资巨头进来也几乎不可能撼动。

所以，易行长才会自信地说，“对外开放之后，外资机构是否是强有力的竞争者，要看这些机构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结构等情况。”

回头看，21世纪初那轮金融机构引入外资，虽然引发了很多“让外资赚的盆满钵满”的争议，但客观上确实帮助中国的金融机构们夯实了基本的业务结构，完成了上市，可谓瑕不掩瑜，功德圆满。

好处

那么，此时放开外资限制又有什么好处呢？

三个字：控风险。

这几年，国内的金融机构在和监管机构“躲猫猫”、“拼手速”的过程中，体现出了极强的创新能力，但合规和风控能力却是明显的短板，所以才会发诸如萝卜章”到“飞单窝案”等的一系列风险事件。而外资金融机构在跨越多个经济周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合规和风控体系，正好可以帮助中国的金融机构补上这一课。

所以说，这一开放举措，与这段时间推出的“资管新规”和其他监管政策，一脉相承。

就像易行长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说的，“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会加强。”

综合以上两点，此次“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既是确保跨境资本平稳流动的未雨绸缪，也是以改革促开放的一招秒棋。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方面，如易行长所说，“随着中国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中国百姓和机构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资产”，这对于大家的资产保值增值而言是大大的利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期待更多样化、国际化的金融服务，多些来自外资机构的竞争，总归不是坏事。（原题为《【解局】超出外界预期，中国最新金融开放计划来了》）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