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陆家嘴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说，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过去十年中全球在宏观上做出了很多改进和创新的探索，尝试出台了前瞻性指引等调节措施，但还有很多未尽事项。

第一，金融体系中有过多的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容易使系统大起大落。目前已经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来引入负反馈的机制，减少顺周期性。但是这个做法并不有效彻底，经济体系中仍然有非常强的顺周期特征、正反馈特征。

为了减少对外部评级的依赖，要更多使用内部评级，但内部评级也有它的问题，最后导致各方也在控制对内部评级的依赖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尔协议Ⅲ”定稿时，内部评级模型的输出和标准法输出的下限定在72.5%，还是限制了对逆周期因素的引入。而且，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较少，目前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资本缓冲，但资本缓冲的应用并不容易。

第二，是大家都试图解决但没有解决的“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大型机构的资本比例应该增加，如果一级资本不能解决问题，就引入“自救债券”和“应急可转债”。目前对于应急可转债和自救债券的措施已有很多尝试，塞浦路斯的危机处理中就成功应用了自救债券的措施。

第三，危机中达成的共识之一是有些衍生品发展过度。“CDO平方”、“CDO立方”这些产品可能过多地脱离实体经济，变成金融市场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后可能产生风险。

周小川进一步指出，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的交易要更多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在全球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些纯粹炒作性的、数字类、加密类的一些产品，跟实体经济无关。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