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金融机构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判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宏观上，金融机构的风险分析不准确，没有区分不同地区的偿债能力。由于地方财力中一大块来自中央转移支付，地方政府发债的收益率，并非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债务风险等状态的反映，而是对中央兜底的预期，地方债券的收益率与国债收益率无法拉开差距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人民银行最早在2003年提出金融生态的概念，2005年首次开展了地方金融生态评价工作，力图从宏观上评估和区分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和诚信水平。微观上，从以往记录来看，由于地方政府缺乏明确的财政纪律约束，金融机构从来没有见到过地方政府“破产”。尽管2011年4月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曾向债权银行发函表示“即日起，只付息不还本”，2017年8月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政府曾声明“2015年1月1日以来在国有公司融资过程中出具的所有担保函、承诺函全部作废，其承诺、担保事项及行为无效”,但是两份公函最终都被撤回，没能打破刚性兑付。因此，基于历史经验，金融机构存在财政兜底幻觉，迷信地方政府债务“刚性兑付”，从而扭曲了自身行为决策，对政府债的定价存在扭曲，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贷款的定价也存在扭曲，导致商业银行和金融部门低估了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实际上，由于制度上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如何“破产”，金融机构也不知道如何执行地方政府“破产”，坏账应如何处理，哪些地方政府资产可以执行弥补坏账损失。

（四）预算管理与财政信息透明度较低。

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金融市场对地方投融资项目的筛选、检验功能，发挥金融市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前提条件是融资主体是透明的、硬约束的。然而在实践中，目前的预算管理并没有将经常性预算与资本性预算分开，地方政府也没有公布政府资产负债表，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依然很低。金融机构与地方政府相比相对弱势，很难充分掌握地方政府的未偿还债务及偿债能力等有关信息，很难按照市场化原则有效识别项目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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