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担忧：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

尽管没有具体的理论描述，这种“伪装”的疯狂能成为一种以假乱真、强有力以及针对性很强的谈判战略。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就采取了这种战略，“威胁”当时的北越，如果不好好谈判结束战争，那么，核战争一触即发。1986年，里根总统与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晤。其间，里根提出，美苏双方不妨销毁所有的核武器。这一提议着实让戈尔巴乔夫吃了一惊。

一场危机的升级或者弱化，与狂人战略的有效性息息相关。而这一战略成功与否，依赖于政客的“疯狂”程度是否被清晰传达。有时，即便是历史学家也无法区分这种“疯狂”是真实的还是伪装的。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消息反反复复，以及特朗普任性退出伊朗核协议、意欲恢复对伊朗的制裁，狂人战略似乎又重回政治舞台。如今，这一战略在许多政客那里颇有市场，又出现了外溢到新领域的趋势，比如欧洲货币与政治体系改革的争论中。

近来，自2012年以来处于休眠状态的欧洲债务危机又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在低利率的现状下，意大利政府的债务以可持续方式增长。但是，当意大利政局出现反复变化后，不难想象，金融市场的动荡随之而来：利率不断飙升，意大利的债务情况将对欧元区甚至全球经济形成致命威胁。

在历经3个月的政治僵局后，当此前民粹的五星运动党与右翼联盟党组阁失败的消息传出后，投资者担忧，欧元区将爆发又一场债务危机。在3月4日的意大利议会选举中，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结盟，从而占据议会多数。两党追随特朗普的民粹政策，希望利用意大利的债务危机，实现退出欧盟的目的。

这招管用吗？首先，也是最基本的是，狂人战略的一个要素便是引入能给其他国家造成不确定的能力。因此，这一战略不适用于小国。在与欧洲债权人险些谈崩后，2015年的希腊政府就已清楚地领会到这一点。

那么，即便是一个大到能搅动全球市场的国家，比如意大利，要成功实施狂人战略，也有其他三个决定性因素。对于初次尝试这一战略的政客来说，政府必须向他人证明，它的“疯狂”是由选民驱动的。毕竟，对于一个民选的民主政府来说，擅自出台“疯狂”的举措不仅很鲁莽，也会招致选民通过投票进行惩罚。以意大利为例，民粹主义者就牢牢抓住了选民对中左翼政党亲欧立场的不满，并大做文章。

当然，在狂人政府中，“鹰派”与“鸽派”也有明显的区分。在任何谈判中，其他各方会通过让步以强化鸽派的地位，因为他们深知，反之只会激怒鹰派，后果是灾难性的。就特朗普而言，这种动态的平衡只体现为一种单一的性格，即在坦率与愤怒之间，倾向于强硬和不可预测性。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是如此。强硬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就扮演着“鹰派”的角色。

在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的联合政府中，急需一个鹰派的存在，以制衡意大利亲欧派总统马塔雷拉。这也是民粹主义者此前选择81岁的保罗·萨沃纳出任财政部长的原因。意大利前经济部长维斯科将萨沃纳形容为“激进的、拼了命的反德人士”。当马塔雷拉拒绝这一提名后，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放弃与总统的对话，一度触发危机。

最后，要成功实施狂人战略，政府还必须为引发的乱局做好“战争”的准备。比如，五星运动党与联盟党就已提出引入一款与欧元平行货币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在藐视欧盟的财政纪律以寻求财政扩张。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党派与政客希望采取狂人战略，政府在任何突发事件中谈判的余地变得越来越小。事实上，素来立场强硬的德国经济学家已明确回应了意大利当前的政治危机：欧元区不会进行任何改革，因为这些改革极易被视为妥协与让步。

但是，即便不断强调狂人战略的危险性，也很难彻底击败它。必须告诉人们，存在更好、更契合的选择，欧洲一体化进程能捍卫他们的利益。在意大利下届议会选举以及2019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到来前，欧洲领导人依旧有时间向各国人民证明，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远不是政治僵局以及经济滞胀，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此外，我们还必须了解狂人战略的负面效应。在1918年退位前，德皇威廉二世其实不必假装显得自己很狂躁。他本就如此。由于喜欢炫耀武力，以及在媒体上语出惊人，他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当前这位酷爱推特治国的总统有几分相似。

在另一段令人不安的历史中，威廉二世经常吹嘘自己有能力与俄国、大英帝国的君主达成协议。事实上，当1914年7月，民主制度的危机升级时，他突然宣布一系列宏大的和平倡议，但为时已晚。博弈已经开始，那时，世界主要国家已纠缠在一起，慢慢滑向灾难的深渊。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记者潘寅茹翻译。版权：Project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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