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的准寡头结构。这种结构性特征和银行的风控要求，使得有重抵押品的工业企业在获取信贷资源方面有先天优势，对初创企业和轻资产型企业而言，就存在信贷供给不足的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经济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将是大趋势，从而会带动资产的轻型化，如何解决这些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至关重要。

数据显示，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小企业。就中国而言，国家统计局和工商联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新的技术创新来自小企业。企业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生命周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其相适应的融资方式也不一样。一般而言，银行的间接融资适用于扩张期和成熟期，即已经实现盈利、相对比较成功和风险比较低的企业；对于种子期和创业期的企业，不成功的概率较高，风险也较高，故需要风险投资、私募投资资金的支持。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从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生产率提高来驱动，这就要求鼓励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主要是靠中小企业来完成的，这就要求发展多样化的融资模式。所以，“多层次”就特别重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论坛上宣布了12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与证券相关的有，在6月30日之前，将证券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证券公司。今年年底之前，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除此之外，还扩大了沪港通每日额度，并在2018年内计划开通“沪伦通”。

积极地来看，这是开放倒逼改革，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推进改革的一个思路。由于国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观念更加成熟，国际资金进入A股，有利于优化投资者机构，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这就会形成一个金融市场健康发展、投资者观念不断改进、企业资本结构不断完善和国际资金不断流入的良性循环。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扩大金融开放，中资券商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国证券市场受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其波动性可能会加强。这是对国内证券业的一个挑战。

所以，过去靠吃佣金、玩政策套利和享受政策红利就能过上好日子的时代渐行渐远。未来，拼的是主动管理能力。同时，在这样一个金融与科技不断融合的时代，科技让规模经济效应更加明显，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市场集中度会不断提高。所以，能否借科技的力量实现自身发展，也是决定券商所在梯队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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