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舒其望的回忆中，那时的中科大的师生都充满干劲，他在“尝到甜头”后越来越觉得，做数学研究是一件挺好玩的事情。

“但那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认准了要当数学家呢？好像也不敢说这个话。”舒其望保持着轻松而低调的叙述语气。甚至当被问起后来赴美取得一些研究成果的成功经验时，他也只是笑着说道：“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找老师很顺利，老师也很好，给我的题目也很好，找工作也顺利，可以说是一切都顺利。也许是因为数学比较容易吧，不用牵扯到做实验或其他很多技能。”

舒其望的同辈人在“胡闹”中凭着兴趣自学成长，舒其望下一代的许多孩子，却在奥数班中度过了无数周末。他希望，奥数能褪去高考加分等功利性因素，单纯作为课外活动存在：“有些孩子喜欢画画，有些孩子喜欢打篮球，而有些孩子就喜欢数学。”

分心的事多了，学问就做不好

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后，1987年，舒其望开始在布朗大学任职。其中1999年至2005年间，他担任应用数学系系主任，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人。

谈起学科建设，舒其望反复强调不能让科研工作者有太多分心的事情：“要让大家一心一意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不需要成天担心自己的教职保不保得住，或是去想是不是可以拿到‘杰青’之类的称号。”

相比国内通常为科研人员设置阶段性的考核指标，由此被一些行政程序和人事关系牵绊精力，他认为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能更好地提供专心的研究环境。

“一天到晚填表，说今年发了多少一区文章、二区文章，哪有时间干这种事？我最多花5%的时间在这些对科研毫无用处的事情上。”舒其望直言道。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分心的事多了，学问就做不好。”他简单直白的逻辑，令人想起苏轼“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感慨。

舒其望看到一些中国高校也在尝试终身教职制度，但实际操作中设置了诸多行政性指标：“比如说今年能申两个（职位），五个人都够格申请。一定要从五个人里面评出两个人，这个做法就非常要命。这五个人又不是都做一个研究方向的，你怎么判断淘汰哪三个人呢？”

他担心的情况是，也许五个人都很优秀，却因为学术外的人为因素，无法都拿到职位。

相比起来，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始终着眼于考量个人素质是否足够优秀，“你申不上是因为你不太符合这个位置所要求的标准，而不是因为没有位置给你了。”舒其望概括了一下内在的逻辑差异。

终身教职这个科研铁饭碗，会不会存在诱使科研人员混日子的隐患呢？舒其望说道，根据他的个人见闻，这样的制度能保绝大多数的优秀人才在专心科研的同时拿到相应水平的职位，混日子的隐患是必然存在的代价。从现实情况看，这代价已经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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