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不应再留恋高速增长，新旧模式更替是迫切的革命(2)

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希腊就是一个例外。希腊在20世纪转到21世纪的阶段，人均收入超过了12000美元，12000美元被认为是条杠杆，超过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纷纷祝贺。但又怎么样？制度不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受到波及，马上又回到了中等收入的陷阱阶段。

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决不比改成新模式的风险小。

第二个问题，新旧发展模式更替怎样让它成为一种革命。

这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旧的发展方式的影响深远，旧的发展模式持续多年，严格说，在中国，只有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才把新旧模式更替当作一场革命，发展方式的革命。尽管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对旧发展方式要替代，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可小视。

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国情下还是慢慢地改，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传统发展模式它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说既然要改，那就慢慢改，没有一种急迫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实际上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要先分清楚什么叫旧发展方式，什么叫新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没有新东西，反而可以避免创新的风险。新方式呢？一定要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这就是一种改革，能够使企业真正地自己经营自负盈亏。还有重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等。这个是重要的。

根据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排在重要位置，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经济运行中还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公益性部门，比如说跟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单位，虽然要利用市场调节，但政府也应该发挥规划引领支柱的作用。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靠市场调节，但特殊的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纯粹公益性行业则采取另外的方式，政府发挥引领的作用、扶持的作用。

在这里还要说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么急？

改革是不能拖的。如果是长期在这里较量，是旧生产模式好还是新的生产模式好，经济在前进，企业也有竞争，不改就被淘汰了，不改就竞争不过别人了。所以这个决心一定要下。再走以前的道路，路径依赖的道路，最后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说，旧转新，旧的重数量、重速度，新的重质量、重效果。置之死地而后生，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