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解构“去全球化”(2)

在金融危机后的反思阶段，那些能脱颖而出的领袖人物通常也被认为是危机的始作俑者。有时，公众会把怒火指向他国；有时，社会中的少数族裔或者诸如一些金融领域的精英，成为了替罪羊。在上世纪上半叶，犹太人成为了被指摘的对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在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的商人成为了牺牲品。

怀疑，往往也会因为对安全问题的关注，而变得愈加剧烈。一次大战前，许多伦敦人担忧德国餐馆的服务生都是间谍。如今，许多欧洲人对难民以及激进分子的担忧已远超对实际威胁的关注。

当全球化逐渐侵蚀了原本的核心价值观、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时，只会进一步助长恐惧与怀疑的情绪。在发达国家，对移民与贸易的反感通常伴随着要拯救流失的就业岗位或要弥补全球化中“输家”的呼声。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于19世纪加速发展时都遇到了上述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就对工作的重要性大唱赞歌。他观察到，即便是最普通的工作，比如打造某样东西，或者是清扫房屋，都能提供一种自我满足感。但是，那些耗时长、报酬低的工作，比如先翻地再填坑，只会适得其反：会毁灭个体的尊严感以及他们的自我满足感。

历史的经验显示，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剔除助长去全球化的三种情绪。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重建一种普世的个体尊严感和目标感。

当前的金融流动远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盛况；国际贸易的增速自2014年来也比不上二次大战后这一体系刚建立时的迅猛发展。尽管中国正努力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基建与投资联通欧亚大陆，但这个世界远未达到金融、贸易与全球化的“顶峰时期”。

不过，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与交流并未受到去全球化的影响。全球数据的流动日趋频繁，这有助于构建一种共享的经济价值。

那么，在数字全球化的大势下，是否会建立一种新的资源分配方式？经验主义者以及社交媒体的专家认为可以。但是，如果这种新的互联互通将使人们感到更加孤独与无所适从，那么，未来某一天，依旧会重拾全球化旧有的各种信念。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潘寅茹翻译。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