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对林毅夫团队对我不实责难的回应与澄清(11)

这样，经济上包容性和政治上强制能力(coercive capacity)都说明了政府的执行力(implementability)。经济上就是人性化的激励相容性，机制设计理论就是用implementability来等价表达激励相容的意思的，这是一种柔性的执行力，而强制能力却是一种刚性执行力。如果能综合采用胡萝卜加大棒再加上理念，晓之以理、待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差不多是将一件事情办成，如国家成功的充分条件。因此，具有激励相容的包容性经济制度和权威能力的政府制度的这两个执行力是一个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基本解释了古今中外一个国家、一个朝代为什么成功，包括了几乎所有国家成功，而缺乏这这两个执行力中的任何一个在历史上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

所以，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其政府的定位是有能有为的有限政府。

7、多余的话

正如我在9月6日《新京报》专访中指出的那样，“现在一个不好的风气是，只要你一谈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认为这是在否定政府的作用，即使在谈论中强调了政府应该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也被批评为‘市场万能论者’。一谈到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或谈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被归类为崇尚市场万能，新自由主义者，甚至是被认为是在鼓吹‘休克疗法’。这种做法十分不利于严肃学术和政策讨论的正常开展。”遗憾的是，这次林毅夫团队的做法依然如故。

如同去年林毅夫教授在《求是》发表的那篇几近全盘否定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文章所引发的争论一样，我被卷进了这场争论。本来我都可以完全事不关己、置身事外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很多学术和行政上的事情要去处理，但是出于一种知识分子的道义、使命、责任和担当，鉴于事关改革发展的理念和方向性问题，我还是发了声。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理论都是有适用边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比医生更加有责任感，医生医治的是一个人，但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如果不好，危害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所以，我们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我也正是以一种理论求真的严肃、严谨态度在这次《吉林报告》的讨论中发表批评意见的。

许多人都发现了，林毅夫及其团队总是特别强调要人们看完他的文章，或几十万字的书和报告，才认为别人对他们批评有发言权，即使发现问题也不应该提。这样的指责和做派在学术界罕见。比如，大家听学术讲座时，如有问题，下面的人都可以马上提出，而不是说等讲完才能做评论，提问题。如果演讲者讲得不好，说不定有人立马走掉。对论文审稿也是如此，如果审稿人读前面部分，就发现了问题，比如定义不清，所研究的问题不重要，由于审稿人的时间机会成本大，就不太会对后面的内容仔细去看了。我想林毅夫为期刊审过论文，他多半也是这样对待。即使都不是我提到上面情况，他在和人讨论做到完整阅读他人的文章了?孔子说的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在去年的《林毅夫的对与错》一文中早已指出，和他讨论问题时，你无论怎么指出和着重强调，他好像忘得干干净净，下次仍然如此，不得不让你重新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