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团队再谈《吉林报告》：不完美，但不必苛责(7)

基于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念质疑《吉林报告》的，正是以田国强等为代表的一批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们一提起“产业政策”就一概否定，甚至故意将其歪曲为“政府主导”并扣上“计划经济”的帽子。他们明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主张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帮助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的企业家解决自身解决不了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反对需要政府扭曲市场、提供保护补贴来扶持违反比较优势的目标产业的做法。

遗憾的是，一些学界人士依然将“有为政府”曲解为“乱为政府”，甚至污蔑新结构经济学是主张计划经济!一些评论者对此也存在误解，新结构经济学采取的是不同于休克疗法的改革方式，而不是不改革。《财新周刊》第35期社评也指出：“批评者认为，《吉林报告》零星提及‘商业环境’‘市场竞争’，可惜淹没在鸿篇巨制之中。其实，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无为而治’。以产业结构调整助推体制变革，是一条值得认真探索的路径，二者并非截然对立。”

事实上，《吉林报告》正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梳理体制改革的有效措施，并聚焦五大产业集群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改革建议，并非只是零星提及。

5，《吉林报告》之争：共识在旧观念与新思维中碰撞

8月26日“政经策论智库”发表的评论文章总结到：“知识界关于理论的争鸣，在讲究人情、面子的中国，非常罕见。纵观改革开放数十年来，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大鸣大放大争论，无论是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中，都屈指可数。大家都在圈子里给彼此面子，混自己日子。其实，这一点是非常不利于真问题的凝练，真知识的形成。当知识分子都有面子的时候，知识却丢掉了里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次关于‘吉林报告’的争鸣，是知识分子的不幸，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大幸…...理论上的争鸣，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慢慢悠悠地进行，然而，实践却是时不我待，需要只争朝夕。对于陷入增长与发展困境的吉林，甚至东北来说，更是如此。故，我们需要暂时悬置理论上的分歧，回归到吉林甚至东北现实问题上来……如果仔细研读报告的话，可以发现，争鸣双方的分歧，要远远少于共识。无论是谁，都认识到了吉林，乃至东北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同样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如，‘吉林报告’同样主张，要‘遵循比较优势’。我们知道，‘比较优势’，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理念。如，‘吉林报告’主张，针对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和省外投资;要引导各类资本进入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及其产业链;要大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要素供给，破局体制机制上的制约;……纵观之，其实异议者提出的很多主张，在‘吉林报告’里面已经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摒弃偏见，坚持理性，争鸣还是有大量的交集，双方存在范围广阔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