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民的4年GSK中国行 | 人物

8月3日，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突然宣布重大战略调整，称将在11月底之前关闭位于上海张江的神经疾病研发中心，部分关键项目将转入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

作为GSK全球三大研发中心之一，创建于2007年的张江研发中心曾一度是跨国公司在国内最大的研发中心，其重点疾病研究领域包括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各种疼痛疾病。

对GSK来说，关闭位于中国的神经系统药物全球研发中心，是出于业务调整、公司收支平衡及投资者角度做出的决定;而对利民和他所带领的团队来说，是一段历程的中止、告别，也是新征程的开始，为攻克全世界神经科学领域长久以来待解的难题，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利民

一场特殊的招聘会

8月23日，距GSK宣布关闭中国的神经系统药物全球研发中心的消息，整整20天，100多号员工正在等待离开。

当天，GSK在浦东嘉里中心的宴会大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招聘会，雇主却不是GSK，而是礼来、诺华、强生、勃林格殷格翰这些同样大名鼎鼎的国际生物医药大公司，也有一些来自张江药谷的年轻初创公司，比如药明康德。

这是GSK为即将离开的员工们所做的一项重要的努力，但不是最后一项。GSK中国的领导层全来了，跨国企业为离职员工举办这样一场隆重的招聘会，并不多见。

怀着沉重的心情，但又要让员工看到未来的希望。GSK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全球神经系统药物研发主管利民在这场招聘会中做了开场演讲。

他的语气坚定，希望告诉这100多名他即将失去的员工“GSK为你们骄傲!”

十分钟时长，利民脑海里迅速地闪过过去三年和这支中国团队一起度过的每一个画面。

演讲完毕，全场掌声雷动，没有人再把失去一份工作当作人生中的不幸。一位参加招聘会的初创公司高层在底下静静地听他讲，内心却无比震撼。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他的整个讲话是用英语，如果我没记错，每一处主语几乎都用了We(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他用Luxury(奢侈)来描述即将雇用到GSK员工的企业们，告诉大家整个公司的领导层都来参加这个招聘会，就是要告诉员工，他们有多么受到关注。”

在开场讲话前，利民还依次走到每一个企业的招聘位上，跟展台上的每一个人打招呼，表示感谢。“老板为员工做这么大的背书，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上述高层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让员工最后一刻仍然感到自己被尊重、被关爱，而且这种关爱并不是一种‘外交辞令’，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情怀。”

义无反顾与谨小慎微

根据GSK的决定，利民11月就要搬到费城了。虽然总部可能担心他不走，但是利民心里清楚，自己去美国的决心已定。

“我是个做了决定绝不会回头的人。”他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就像我当时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入GSK时一样，我踏出校园的那天起，就没有再想回头看一眼。即使校长对我说，只要你愿意，随时欢迎你回来。”

这种义无反顾，一如四年前，利民决定加入GSK时，他第一时间卖掉了巴尔的摩的房子，打包了所有行李，预订了机票，离开了生活近20年的美国，回到中国来。

出生于武汉的利民，高中时酷爱文学，本想报考武汉大学外文系，后来因为父母极力主张他学习理科，于是选择了生物化学系。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利民获得了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资助的推荐，赴美深造，后来又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弃文从理”，才走上了医学的道路。

也许是骨子里保留着文科生的敏感，他言辞谨小慎微，非常注重听者的感受。比如，他绝不会在全体员工面前说出“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这样的话，因为在他眼里，每一个下属，无论曾经受过何种教育，都是非常“特别”的。

利民性情温和，用他的话说，自己还很内向。他曾告诉记者：“当年HR问我是什么性格类型的人，我告诉他，我是在最右上角的那一类(INTJ)。”

他相信迈尔斯-布里格斯(MBTI)人格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用一个矩阵把人们划分成16种人格类型，而最右上角的那一种，也是最罕见的一种，就是INTJ型，代表内倾、直觉、思考和判断，在人群中占比不到1%。他们思维严谨、有逻辑性，是完美主义者，略有强迫症，很多科学家属于这种人格类型。

“我刚开始打高尔夫球时，买了一堆不同品牌的白色小球，让我的助手拿个锯子把它们都切开，我就是非常好奇这些球的内部结构。”利民讲到这个经历时，他自己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打高尔夫球的人，可能就只有我会做这种傻事了。”

后来，利民把切下的一打半个高尔夫球依次排列好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纪念自己的“好奇心”。

利民32岁时便成为美国最好医学院之一的神经科学教授，曾领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中心(NIH)的药物筛选工作。加入GSK，是他从学术界跨向企业界的重要转变。

“说到底，我还是个教授，今天我和我的员工们讲的那番话，当时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校园，好像在和我的学生们上课，这种感觉至今仍然很亲切。”利民感慨。

权衡与取舍

GSK关闭位于中国的全球神经系统药物研发部门的决定来的如此突然，以至于很多员工最初难以接受。为此，GSK内部也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答疑。很多问题都指向为什么要关闭神经疾病的研发项目，是不是员工做得还不够好;也有一些员工明知项目要被关停了，却还在记挂该项目的前景有多好，希望能够对GSK有用。

早在利民到GSK任职前，GSK全球神经疾病研发工作就已经开始由中国的研发中心主导。2007年，GSK在上海张江高科园建立中国研发中心，也是当时唯一一家将其核心疾病领域的完整研发产业链都设置在中国的跨国大药厂。重点进行神经炎症和神经退行性病变等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和疼痛等疾病的药物研发上。2012年，张江研发中心升级为全球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开始主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神经科学治疗领域的研发工作。

在GSK这一轮的结构调整中，其位于中国研发中心的全球神经科学领域研发部门没能保全，其中，部分临床前的研发项目遭到终止，另有部分项目将转入其美国研发中心。

据了解，GSK位于美国的研发中心有好几千人规模。很显然，把中国一部分神经研究的项目转移到美国，有利于资源的集中。另一方面，把所有员工都搬到美国也不现实，毕竟一些员工的家在上海，他们希望留下。

调整后，GSK中国神经药物的未来药物发现(discovery)研发团队将大部分被裁减，优先研发项目将会继续进行，并将转入位于美国费城附近的Upper Providence的研发中心，百余名员工需要另谋出路。这对于利民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尽管他仍将保留GSK神经系统药物全球研发中心主管的职位，但中国研发中心的业务相当于是被削减了。

对于这一举动，葛兰素史克给出的主要解释是，在研项目的平均预期销售峰值属于同体量竞争对手的最底层，而研发项目的平均投入过高，接近均值的两倍，也是处于最低水平。因此做出了上述决定。

今年4月，GSK新的女掌门人Emma Walmsley上任后，对公司内部进行了重大的整合。除了关停30个临床前和正在临床的项目之外，还宣布今后公司80%的科研经费将集中用于艾滋病、呼吸道疾病、肿瘤以及免疫性炎症等四大领域，并削减非核心药物的研发，取而代之成立了一个罕见病研发部门。很显然，神经系统药物的研究已经不在GSK的核心业务中。公司还预计，这项计划到2020年，将能够每年节省10亿英镑的开支。

利民对公司的新战略表示理解，一般来说，一个公司股价如果连续两年都没有上涨的话，华尔街肯定是会不满意的。GSK目前的股价几乎与两年前持平;今年以来，GSK股价涨幅为5.5%，低于行业整体6.4%的涨幅。所以新CEO上任一定会先做出让投资者满意的举措。这是市场经济驱动下企业面临的选择，也是无奈之举。

根据GSK今年7月26日发布的财报，第二季度销售总额达73.20亿英镑，较去年同期上涨12%。其第一季销售总额为73.84亿英镑，同比增长18.5%。但这仍然不够，公司希望依靠新药进一步提升利润。

2015年3月，GSK完成了与诺华的史上最大规模的巨额资产置换计划后，GSK的业务就分为三大板块，制药、疫苗和保健。近两年里，GSK的艾滋病、呼吸道疾病的几款新药以及脑膜炎的两款疫苗增长强劲，这些新药在2016年为GSK制药和疫苗业务贡献了22%的销售额，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增长到29%，并且还将持续增长。

但除去这些新药的强劲增长，GSK近年的整体表现不佳，尤其是研发成果不足，并且面临仿制药的激烈竞争以及关键核心药物的价格压力，同时新兴市场的增长也缓于预期。

放眼全球，GSK并非近年来首家在重组中牺牲中国研发团队的公司。2015年，AbbVie公司关闭在中国的肾病研发中心;今年早些时候，诺华宣布解散中国生物研发部门;罗氏也缩减了中国生物药研发团队;近日，业内传出阿斯利康也欲将自己中国早期研究团队卖给中国风险投资机构的消息。

三天答疑的最后一天结束工作后，利民在自己的工位上坐了很久，可能比这三年中的任何一天坐的时间都要长。他的秘书走到跟前，为他泡了一杯茶，问道：“您在想什么?”

这天，是利民加入GSK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原本应该庆祝，结果……”他停顿了一下，说道，“对，也还是应该庆祝吧，为这些员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失败与坚持

虽然为团队的解散惋惜，但利民对于这三年来在中国取得的成绩仍然深感骄傲。“GSK的中国神经系统药物的研发部门，是所有这些在中国的跨国药企中做得最好的，也是取得成果最多的。这也是为什么总部还是希望把一些好的项目保留下来，合并到美国研发中心的原因。”利民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在中国长期以来受到极大的关注。去年9月，利民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就指出：“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比以往更加了解大脑如何工作。人脑是非常特殊的器官，在制药的时候如果有办法看到脑部的功能是非常有用的。把脑部活动通过成像反映出来，第一能了解人脑功能，第二是帮助开发药物，把功能缺失的脑部激活。”

目前世界上重大的医疗难题，包括阿尔茨海默综合征、帕金森症等，都还没有清楚的病理，更不用说治疗的药物了。帕金森和阿尔茨海默综合征主要是因为神经细胞萎缩和死亡，这个过程导致大脑的结构受损，被称作神经退行性疾病。

GSK在中国的最新的研究就是针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也就是研究如何减缓神经衰退的速度，或者说是让神经恢复健康。利民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10%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然而目前全球都没有一种从根本上治疗这种病的药物。

在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看来，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目前阶段的研究还基本是“烧钱”，看不到出路。一位在中国高校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研究需要时间和国家长期的投入。中国在这方面相比美国的投入还要更大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实质性的进展。”

另一方面，神经系统疾病药物研发也是所有药物研发中失败率最高的。过去几十年来，上千项治疗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药物的研发都未能取得进展，主要是因为基础科学方面还有待突破。英国《卫报》援引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2012年期间，针对阿尔茨海默综合征药物的研发99.6%均中止或宣告失败。

近年来，辉瑞、强生、罗氏等公司在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疾病药物研发领域也均遭遇困境。

最重要的一次挫败是2016年11月，一项由礼来开发的最具潜力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抗体，在临床的最后阶段被宣告无效，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当时的这项研究基于2000名轻度神经紊乱疾病的患者，希望通过药物延缓他们神经衰退的症状，但当进入到临床三期时，几乎没有在任何一名患者身上产生效果。

研究人员希望将一个叫做Solanezumab的抗体注射到人体内，从而把人脑中导致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蛋白破坏掉，达到延缓患者产生严重认知障碍的目的，但试验结果令人沮丧。

对科研人员来说，这一结果也是在意料之中。早在2012年，礼来就在较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综合征患者身上试验过同样的药物，也宣告失败，不过当时公司称也许在疾病稍早阶段注射这种药物效果会更明显。

Solanezumab抗体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进入到临床试验三期阶段的治疗阿尔茨海默综合征的药物，该试验的失败严重打击了整个神经系统疾病药物研发进展。它甚至引起了一个重要的争议：是不是目前人类针对阿尔茨海默综合征最重要的靶向标记物amyloid plaque的追踪方向出现了偏离，也就是说amyloid plaque可能并不是导致阿尔茨海默综合征最重要的根源。

“我们的工作还在进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科学精神。”利民坚定地说道，“就像是一个体育比赛，你必须参与其中，因为社会在等待。过去十年对人类大脑和信息数据的处理有飞跃发展，所以对脑功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使得我们能够对病人的测试越来越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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