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贤回归，一位乡土精英是如何被选出来的？(2)

村里装修了很多老房子，附近中国美院的老师们纷纷前来租住，还成立了艺术公社。

乡贤与能人不只是要带领大家致富

莫艳清对右坞村的兴趣似乎仅止于经济，研究的维度相对单一。《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一书的记录集中于经济发展的起落，访谈与描述重点也放在集经营能手与村官为一体的几位“精英”如何左右了村庄经济。在经济发展之外，右坞村作为一个社区所经历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变化尚未得到阐释。而后者，恰恰是“共同体再造”更为关键的维度。

但她说明了自己的理由：当地的村民将经营能人视为村干部的必备素质，“求富，不仅是政治主流话语，也是民众的普遍心态，很多情况下，大家把能人等同于经济能人”。带她进入村庄调研的两位大学生村官也持相似的观点：“村落带头人必须是经济能人，要带领村民探寻和走上致富新路子。”

经济上的变化又的确是更容易被观察到。“村民们对村干部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能否带领村民致富;二是是否公正廉洁。”与张飞跃搭班子的村主任仇正义就是满足了后一个条件。仇正义能够连任12年，除了他品行端正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父亲仇学朋曾是远近闻名的生产大队书记，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像他父亲那样，为村里的事情主持公道。

谭同学认为，经济能人很重要，但如何保证能人为大家办事?“过去我们说的乡贤、士绅确实在农村治理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过去是县官不下乡，村庄内部都是宗族，在现在的乡镇级别上，也是一些士绅来维持秩序的。”近代以前，幼读书、壮做官、老还乡，曾是中国士人的理想人生历程，也完成了城镇与乡村之间的人力循环。这种循环被打破以后，读书人作为乡贤的历史也远去了。

就像《白鹿原》中的知识人朱先生曾深刻影响原上的精神世界。在谭同学看来，如今的中国，如朱先生这样的村庄“精神支柱”已几乎无从寻找。即便余脉犹在，力量已经十分微薄。

在谭同学写的人类学调查报告《双面人》中，粤西程村村民程守智就留存着些微朱先生的影子。他被村民们喊作“知识分子”，经济条件最多算是中等，经常为民请命，也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与朱先生总是间接影响村庄事务不同，程守智会直接跳出来维护本村村民利益。在一次修路征地中，他与镇长当面争论。结局是，在之后的村委选举中，非常想当村干部的他被取消了竞选资格。据谭同学了解，最近几年，程守智依然热心宗族事务，但已经对村集体事务灰心。

“抱着一心为公心态的人，个别是存在的。但作为普遍社会机制，我们还没有能够把这样的人培育出来。现在呼唤新乡贤，就需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当然，这不是说要回到宗族当中，从前的宗族也有许多负面的东西。”谭同学说。

能人治村，还是狠人治村

在莫艳清的观察中，处于沿海发达城市近郊的右坞村，治安良好，从未发现“混混”。仅仅在1980年代严打期间，有一村民因强奸入狱。但她也看到：“在中国农村，不同阶段的不同地区，均有混混的存在。当下，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混混较多。”而恶人治村的现象，在谭同学的调研中，也并不少见。“在传统文化衰弱得比较厉害的区域，这样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出版于2010年和2011年的两份调查报告《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与《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对村霸、混混现象有过细致的梳理。两份报告均展示了混混如何在与正式权力的相互利用中获得巨大牟利空间，堂而皇之地左右村里的大小事务。

“从前，基层政府任务很重，但合法权力很小。正规手段无法完成任务时，他们会选择与黑色势力合作。比如曾经有一段时间，农业税负担很重，无法收缴，只能依靠黑社会。”谭同学说，“八项规定”实行后，他做调研时明显感到，基层政府在各方面改善许多。“虽然未必是根本性的，但从短期来说是很有用的。”

“混混横行的地区大都是宗族势力相对薄弱，村庄组织松散的地方。”谭同学谨慎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也不乏这样的案例：整个村落或宗族都涉黑。他指出，浙江、福建、广东、江西以及湖南一部分地区，传统宗族色彩浓厚，人们还能够依靠宗族做一些事情，宗族精英受信任程度也是最高的，有时甚至远胜村官。但在江汉平原和东北，现在已经谈不上宗族。而贵州、云南、广西一些山区，受市场经济影响还不那么深刻，村民们还能依靠地缘关系组织起来，完成公共事务。

谭同学对自己调研中遇到的一件事儿印象颇深。有一个用村庄资源谋私利的富人，平时横行无忌，到他母亲去世时，严厉的惩罚降临了。在农村，几乎所有生活所需都能用金钱买到，唯有婚礼、葬礼，必须有同村人出面帮忙。当时，村里没人愿意为他抬棺材，也不来参加丧礼。对这个富人而言，这是丢尽脸面的事。直到他到处下跪表示悔改，村民们才算勉强同意帮忙。很多村民对他的愤怒依然在丧礼上表现出来，他们点了许多烟，只烧一点点就扔，说是要多消耗一点有钱人家的烟。富人受到很大的触动，让他从此改变了对乡邻的态度。用莫艳清的话来说：“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组织的社会中，道德败坏的人要面临的是面对面的惩罚。”

借助乡贤的力量，可以缓解农村的失序，但谭同学看到，传统乡贤的存续需要一系列基础，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比如，过去乡贤的裁量权受到法律允许，他们在村庄有资产，他们为村庄做事也是为自己做事。乡贤还设立类似义学会、育婴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治理。在文化上，传统士绅是依据儒家文化的理念来运作的。然而这些基础，在谭同学看来，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谭同学觉得，社工和NGO组织或许会是一个发展方向。此外，在广东清远英德某个村庄，他还观察到另一个现代版本的试验。这个村庄将原来的行政村拆分成几个村庄，每个村民委员会的人数减少到3～4人，专门负责村务。在原来一个村的规模上，又设置一个社区服务中心，主要任务是完成税收、计划生育和优扶工作。“原来村干部是政务、村务不分的，现在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政务，缩小之后的村委会承担村务。”而在这个缩小了的村里，权力、血缘和地缘紧密结合到一起。“担任村干部的人大都是有亲属关系的叔伯兄弟，你根本不好意思贪污。”

《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

莫艳清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版

《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

黄海 著

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

《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陈柏峰 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