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乡贤回归，一位乡土精英是如何被选出来的？

两年前《人民日报》连发两篇呼吁“新乡贤”、“现代乡贤”的文章，将农村基层治理的希望寄托于乡贤的“回归”。乡土精英在地方上的作用，遂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莫艳清看来，“乡贤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基于本身条件，自然获得的”。作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2012～2013年，她在杭州近郊的右坞村做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在参与式观察、访谈以及对家谱、村规民约等文献的整理中，村庄三十年来涌现的能人一个个浮现在她眼前，成为她最近出版的新书《社区精英与村落共同体再造——右坞村城市化的观察与阐释》中的人物。仇中盛是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他游离于正式权力网络之外，却以自己的能力和资历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在位于西湖区的右坞村，“致富能力”是人们评价“能人”的首要标准。所以，当村里的征地补偿款快被败光、村民怨声载道的时候，曾经业绩出色的茶厂厂长仇中盛自然成了上级领导和村里老党员的说服对象。他们希望已经隐退乡里的他再次出山，担任村支书，尽快把村里的烂摊子收拾好。

右坞村的农家院

几次三番劝说，仇中盛依然以自己上了年纪且脾气暴躁为由拒绝再“当官”。可这并不代表他不热心公共事务，也不妨碍他在2002年那次换届选举后成为村里颇具威望的“话事人”。他帮忙物色了新书记的人选，监督两任新书记为村里干活。“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不管你再大的官，我也要跟你争个高低的。为了这个村的事情，是非要弄清楚的。”仇中盛脾气倔，但深孚众望，年轻能干的村支书张飞跃也对他心服口服。

“为什么在地域、内外资源条件相似的村落中，有些村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些却经济凋敝、村政破败?”这曾经是出身农家的莫艳清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通过调查研究，她把其中差异归结为“是否有能人”。在她看来，即便是在有着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南方沿海地区农村，许多时候，村庄集体行动能力依旧薄弱，而要把集体认同转化为行动力，“就需要有关键性的能人”。

一个江南城郊农村的30年起落

距离杭州市区15公里的右坞村素来是西湖龙井的主要产地之一，与中国美术学院毗邻，环境宜人，森林覆盖率高。村里有七成人姓仇，另有两成姓李，两个大姓之间关系还算和睦。

之所以选择右坞村作为蹲点村落，是因为莫艳清发现，这个村庄30年的历史具有典型性。那里没有走出过吴仁宝那样，能让华西村迅速致富的权威人物，而是在不同时期，在不同人的影响下起起落落。这起落间的对比，更耐人琢磨。

右坞村的农业主要以茶叶种植为主，该村是国家龙井茶二级保护区。

莫艳清记录了村里经济上的几次起落。比如，1990年代中期，两次征地补偿让右坞村“发了”。西湖国际高尔夫球场和杭州绕城高速公路的征地项目，给这个村庄带来了900万元的“巨款”，除了发放给农民的补偿，留在村集体账户的公共资金多达近700万。这也是村庄第一次拥有一笔如此庞大的集体资金。当时的村支书仇增盛和村主任杨英宏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家阀门厂和一家工艺品厂，还与外地商人合作办了一家雕刻厂。雕刻厂不直接对外销售，专门生产供岳王庙和普陀山景区的雕塑。但原本到手的买卖又吹了，两个景区都认为厂里的产品质量不好，不像108将和观音菩萨，拒绝将它们放入景区。没多久，右坞村参与的工厂纷纷倒闭。三年后，仇中盛查账时才发现，当年征地赔偿已所剩无几。

此后的右坞村，在莫艳清看来，几乎走到了瘫痪边缘。村民把集体资产亏损的责任怪罪到村支书和村主任头上。村里的带头人们也是四分五裂。不当村官的人们也都不愿意蹚这浑水。这时候，村里的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不得不出面为村庄寻找可以扭转局势的“能人”。

仇中盛没有答应出任村长，但答应为村里寻找接班人。他先是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镇改革办主任付立新。付立新开过饭店和药房，见多识广，但仇中盛和乡党委书记都去做工作，也没请动。他又找了镇城管科科长金立贤。金立贤开始也不同意，因为他在镇政府原本政绩不错，很有可能再获晋升，到村里工作则前途未卜。最后在镇政府的压力下，他才答应到村里当起了兼职村支书。这位新村支书的主要贡献就是清理前任的呆账、坏账，也培养了年轻的接班人，张飞跃。

在与张飞跃的接触中，莫艳清觉得，他是一位个人魅力型领导，类似于韦伯所说的“克里斯马权威”。他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是高学历，在外开过10年出租车，也有从商经验。仇中盛、金立贤他们打算培养张飞跃的时候，他已经干了几年村长助理，展露出不错的才干。“我们张书记人年轻，脑子活，有思想，有想法。村里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莫艳清告诉记者，这是后来大多数村民对张飞跃的评价。

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谭同学看来，很多时候，做村官的吸引力的确不大，因为村里根本谈不上任何集体经济。“但大中型城市的城郊，又有它的特殊性。他们有强大的集体共同利益，这种经济基础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很大。”

张飞跃担任村支书之前的一年，谭同学所说的这种经济基础就在右坞村出现了。村里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村集体经济，每年为村民分红。在莫艳清眼中，正是这个合作社让原本一盘散沙的村庄又一次连接起来。“人民公社解体以后，要想合作起来，要有公共利益。合作社就是依靠利益预期，通过分红来组成一个共同体。”

“有了强大的集体共同利益，大家竞选干部的动力很大，从正面来说，很多人可以利用集体资金去做一番事业。从负面看，贪污腐败也很容易。”在中国多地村庄调研，并开展乡村实践的谭同学曾经看到，一些偏远农村，村民为了竞选村干部要花去10多万活动经费，有些富裕村庄，竞选费用更高。

看起来，在合作社成立第二年便走马上任的张飞跃是被馅饼砸中了。但如何把新开的棋局下好，也是难题。此外，他还要面对村里几位话事人的监督，其中就有那位强悍的仇中盛。在这群人的要求下，村里的干部们在合作社成立的第一年便开始为村民分红，也开始在办公经费上厉行节俭。张飞跃大力发展房屋租赁经济，在村里改建修缮了许多老房子。新修的房屋和优美的环境，吸引了附近中国美术学院的老师来此租住，他们在那里成立了艺术公社，成了右坞村的新居民。在此基础上，右坞村成功申请到杭州市“风情小镇”的称号。2005年，合作社的可用资金仅为78万，到了2010年左右，这笔资金达到了200万。而张飞跃对将来有着更为宏大的规划：“想打造一个江南地区的798艺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