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困境的思想根源

当前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一方面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并基于公平贸易理念企图重塑美国与传统盟友、新兴市场国家等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与国会、媒体甚至公众的纠缠剪不断理还乱，竞选时的通俄门丑闻迄今如鲠在喉，科林国会作证五次指责特朗普政府撒谎，以致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米勒启动对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调查等，进一步使其如芒在背。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废除奥巴马医改方面遭遇重大挫折之后，政府的关键改革，如税改、金改等方面进展并不顺利，在外交上，特朗普的表现也乏善可陈，不仅口无遮拦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握手，给人以缺乏系统性外交思路和战略的感觉。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应该说美国给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带来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

究竟如何解读目前的美国政经镜像?这究竟是缺乏从政经验，还是群体性的迷茫，抑或是另类价值观和自我意识的冲突?或许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探寻当下的美国乃至世界，可以获得更多“深刻的片面”。

首先，总体而言这是场积极主动与消极以至保守思潮之间的文化碰撞。用已故诺奖得主、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的说法，美国一直是具有清教主义理想的国度，而同时美国又是拥有大量移民、多元文化与立国清教主义精神存在冲突的国家。长期以来，多元文化一直包容在了清教主义精神之下，体现出清教主义精神在经济社会变迁中的敏感性适应能力。

但是，强大的美国与无国界资本的驱动力，既冲淡着美国传统的清教主义精神，又积极主动地向世界传递着清教主义精神，典型的就是具有积极主动理念的民主党在国内推行“大政府”、“有为政府”理念，扩大权力边界，进而与传统清教主义精神出现针锋相对的理念冲突，同时在国际上积极输出美国的传统清教主义精神;而共和党则开始分化，一部分开始接受有为政府的理念，一部分开始怀抱清教主义精神。

其次，美国的清教主义精神源远流长。1620年“五月花号”船搭载102名清教徒(加尔文教派下的独立派)来到美国，成为了美国传统思想和美国人内生信仰的发源和基石，其反对权威，崇尚自由、共和和诚信等理念，独立的创业精神，及“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等精神，既保障了个体的自由，又护卫着“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制度秩序，增厚社会财富和知识。

美国传统清教主义精神的回归，从2009年开始再次显现，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茶党运动，以及茶党在美国共和党中地位的崛起，特朗普的上台是清教主义精神在美国社会回归的又一大事件。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再强大”，背后的信仰、理念支撑就是清教主义精神，可以说也是美国社会对自由、独立精神最保守的一种回归。

再次，这种清教主义精神回归具备了技术层面解读的基础。以现代交通工具、信息通信技术为典型特征的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范围内的时空概念，个体与个体、基层与顶层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显著改变，人们可行自由空间大大拓展，捍卫个人权利的意愿和能动性在进一步增强，而政府的权力边界面临进一步的修正和压缩。在去年进行的大选中，在美国经济基本面正处于不断改善的背景下，具有前第一夫人身份、联邦参议员履历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败给了过去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的特朗普，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清教主义精神回归是具备民意基础的。

作为这种意识倾向的代表，特朗普对某些国家的旅游禁令，对移民政策、医改、金改以及现有国际贸易秩序等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回归清教主义精神方面具备逻辑上的一致性。人们看到其对现有秩序的破坏性，尤其是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经济秩序的破坏和熵值增加，而忽视了美国国内在民主党执政时期通过的部分法案和长期以来妥协出来的国际经济社会秩序，实际与美国的清教主义精神并不相容。现在的国际秩序追求的是多元文化下的最大公约数，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抑强扶弱几乎成为构建当前国际公共秩序及合作的主基调。在这种背景下，与英国脱欧相类似，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过是在国家层面更为注重和保护其自身利益，寻求脱离现有国际组织和秩序的行动不足为怪。

显然，这是一种离而不散的较量。美国希望离开的是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期望构建的是更倾向于自我的国际秩序，并夹带着重塑美国二次世界大战后辉煌的典型诉求。这当然会给国际公共事务留下一些空间，为中国扩大国际合作、提高国际影响力创造更宽松的环境。不过，国际影响力既是荣耀也是责任，且荣耀是建立在责任基础上的。对于美国刻意退出的领域，中国同样也要量力而行，有些国际事务欲速则不达。

(作者系越秀金控集团副总经理、金融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