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重组视角下的未来国际秩序(2)

目前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政府，其内政措施延伸至对外关系上的孤立主义色彩明显上升，尤其是其对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反思甚至调整，要求传统欧洲盟友、亚洲盟友更多分担国际公共服务的成本，反映了随着更多非传统盟友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体系，维系这一体系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大，美国已不能一如既往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秩序服务。为此，要求调整、改变甚至重组当前国际秩序，越发成为美国外交中的现实要求。

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削弱了传统发达经济强国的实力，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输出能力，尤其是当边际输出成本持续弱于边际收益，输出意愿也会发生变化。随着冷战后更多国家加入现有国际体系，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崛起成为具有强大议价能力的新力量，现有国际秩序的维系成本被极大提高。对美国等国家而言，要维系现有的国际秩序，不再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反而越发变成了削弱自身实力的拖累。高昂的国际秩序维系成本从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等从“理想之国度”推向了“现实之国度”。

其次，多元文化和意识增加了国际组织的协同难度，降低了国际秩序的执行效率。当前国际秩序总体上是以非强制性软约束为基础，国际组织协调国际关系的治权，一直以来与各国的主权存在着间隙。随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地区的加入，文化和价值观等的冲突，进一步降低了国际组织的运行效率和治权效力。

第三，当前方兴未艾的技术变革，正在重新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定义，并极大降低了P2P的双边交易成本，如P2P技术和数字信息技术等，为新兴双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和知识储备。

现行的国际关系和秩序发挥效应的一大技术特征是，多边关系和多边协议的边际成本低于双边关系和协议的边际成本，一国与所有国家的双边谈判耗时费力，而将大家拉到一起来，纵然会有一些国家搭便车，但多边合作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多边合作的收益外溢性引发的搭便车行为，不会冲淡多边合作的正外部性。

然而，随着P2P技术、数字信息技术等的快速发展，双边交易的信息匹配成本等获得极大降低，双边关系的谈判定价具有了更先进的、低成本的技术支撑，加之双边关系和协议的强约束性，权责的清晰性和收益的对等性，使得许多国家参与双边关系所带来的边际收益越来越高于在多边组织中所能获得的边际收益。因此，自多哈会谈陷入僵局之后，以FTA(自由贸易协定)、BIT(双边投资协定)为主的双边协议，就越来越成为了各国拓展国际关系的重点，同时这种P2P式的双边关系，越发具有显著的低成本重组、重塑性，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