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中德将成就全球新型领导力(2)

任何企图为扭转贸易全球化而签署的协议，必定会包含更狭隘的交易以及对部分进口产品严厉惩罚的条款。其中的风险就在于，当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后，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的恶性循环一触即发。

二次大战后，在政府、行政机构、跨国企业与金融机制的活跃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合作的氛围空前高涨。但如今，与全球化有关的运作机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侵蚀，特别是美国驻外办事处(USForeignService)正遭遇人员裁减;公司、媒体的对外输出被鼓励要时时不忘忠于母国;金融力量在不断被分散与重新国有化中循环;好莱坞、大学等软实力机构也正卷入文化战中。

英美的大学总是在各种国际排名中名列前茅，因此，也将自己视为肩负全球责任的国际机构。哈佛大学校长朱·佛斯特总是对学校的国际地位津津乐道;普林斯顿大学最近将校训“为国家服务、为世界服务”改为“为国家服务、为全人类服务”。

但最近几年来，倡导“四海一家”的世界大同主义与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遭到了反弹。梅在去年10月保守党大会前夕发表的言论令人记忆犹新：“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么你不隶属于任何国家。因为，你不理解‘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当战后的普世精神不断退却时，之前的全球化需要新的领导力，同时，还需要新的途径实现多边主义，创造软实力。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欧洲尤其是德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全球秩序新的捍卫者。

事实上，中国与德国在越来越多的关键议题上立场趋于一致。两国都重申遵守《巴黎气候协定》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承诺;都反对特朗普为维护煤炭行业利益做出的阻挠性举措。此外，中德还以齐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贸易保护主义形容为“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此高度评价，称此言“令人印象深刻”。

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德国已在探索如何取代美国在促进全球化的努力中发力。但要成为行动上的巨人，德国的力量还太渺小。它在欧元区中的地位依旧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当然，中国在寻求全球领导力方面也会遇到不少障碍。中国的金融部门仍不发达，危机依旧潜伏其中。中国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会生新的依附性问题，加剧亚洲地区现有的竞争格局。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全球新型领导力的构成少不了以下因素：中国拥有更多发展迅猛的优秀大学;德国拥有以联邦为原则、以欧洲一体化为导向的强大民主根基。缺乏以上任何一个要素，全球新型领导力就有失完整。美国世纪是基于强大的民主机构、共享的价值观以及极富活力的文化生活。仅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全球化远远行不通。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翻译：潘寅茹。版权：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