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绥铭：不妨对“女德”宽容一点

社会学者潘绥铭

走出主会议室大门，潘绥铭略作思索后选定了接受采访的地点，“找个能抽烟的地方。”跟着他疾走几步，钻进有些昏暗的楼梯间，烟雾浮现，他声情并茂的京腔徐徐开启。

7月初在哈尔滨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汇聚了众多性问题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最年轻的议题发起者是一群本科生。会议昔日的当家人潘绥铭尽管已经退休，但仍然不能完全退居幕后。

潘绥铭以“小姐研究”取得学术声誉和公众知名度，在30年的性社会学研究生涯中将学术触角伸向性的各个领域。2000年，他主持完成的“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是全世界第6次、中国第一次同类调查，2006年、2010年和2015年，他又主持了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调查。此次会议期间，潘绥铭在名为《性之变：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的主题发言中，以宏阔的视角论及中国性问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转型为普通老人的潘绥铭告诉第一财经，他目前的研究领域是广场舞和老年养生。“我早就想明白了。一旦退休，什么也不管了，就做点自个喜欢的事，我现在就研究广场舞，研究老年养生，保命的一套。也不写文章，就是觉得有意思。”

尽管如此，与性相关的各种社会议题，还是会钻到他的耳朵里。丁璇打着传统文化的名号宣讲“女德”，大量歧视女性、体现男权的言论被挖出来，引得众人瞠目，但这些奇葩言论在潘绥铭看来“一点都不奇怪”。“中国传统的性问题思想不成形，没有理论，只是阴阳，阴阳协调，大多数老百姓都相信这个，这是根深蒂固的，过去对婚姻和家庭稳定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要分析现在阴阳这一套是不是还行得通。”显然，对受到过同等教育、个性成熟的人强调阴阳协调、互相礼让基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但潘绥铭主张，对不同层面的工具，应该给予一定的空间和宽容。“我不喜欢用底层这个词，在理性不强、境遇不好、自主性比较差的人那里，女德才有市场。”处于这种地位的妇女没有太多理性工具，“当她觉得生活很痛苦，总得有人帮她缓解吧?”潘绥铭的论述，让人联想到他的小姐研究，把小姐当人看，是他一再表达的理念。他对困境中的女性有着充沛的同理心，“离婚?哪那么容易。越是生活不好的人离婚越困难，这就是(女德的)市场。所以有人跟着她跑，甚至交钱，换取心理上的安慰。”

女德有市场，也说明那些先进的、好的理论存在缺陷。“最近三十年来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论，最大的缺点不是理论错了，而是实践起来很难。夫妻之间要天天辩论吗?什么事情都要讲个人的权利，这就很难办。”阴阳思想抹稀泥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行不通，但对一部分人有安慰作用，潘绥铭说，面对实际问题，权利的主张要和阴阳的主张结合起来。“人不可能是同步的，对于后边的人来说该怎么办?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动。”

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相比，近年来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产生一种惊慌的情绪，如此社会心态下，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就拓展开了。从女德事件谈起，潘绥铭的论述落在社会的普遍焦虑和公共对话的停滞。“不同社会阶层都有各自的焦虑，凑在一起后情绪化的问题就很明显，互联网上骂人的冲动就特别强。”

把性问题归咎于个人和群体的恶，群起而攻之，不容辩白和不同意见。占据主流的道德绝对主义缺乏包容，令社会共识无从谈起。而无法就基本问题达成共识，社会的分裂甚至更激烈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我们现在缺乏共识，而且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从个人到群体、阶层，没有办法对话，不能好好聊天。”

回到当下中国多元多样的性现状，人们有自己的主张和行动，这被潘绥铭视为“理想的状态”，中国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跨越，而性领域真正开始变化，实际上就是2000年开始，只有十几年，大变革造成了各种不适应也属必然。“私领域已经相当自由，但我们还没学会怎么自由，面对多元产生恐惧也很正常。像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对于同性恋没有概念，现在该怎么办?歧视人家?自己必须也要改变。建立新型人际关系，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会有各种损失。”

“传统中某些陈腐因素的复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必然付出的代价，但大家的态度是不要把我给付出去了。”潘绥铭说，从社会的角度看，付出成本是不可避免的。“理想的情况是虽然大家不同步，但是能渐渐地缩小差距，达成基本共识。我们的问题是队伍拉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