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潘绥铭：不妨对“女德”宽容一点(2)

女德有市场，也说明那些先进的、好的理论存在缺陷。“最近三十年来一些比较激进的理论，最大的缺点不是理论错了，而是实践起来很难。夫妻之间要天天辩论吗?什么事情都要讲个人的权利，这就很难办。”阴阳思想抹稀泥的方式在现代社会行不通，但对一部分人有安慰作用，潘绥铭说，面对实际问题，权利的主张要和阴阳的主张结合起来。“人不可能是同步的，对于后边的人来说该怎么办?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和推动。”

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相比，近年来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产生一种惊慌的情绪，如此社会心态下，一些非理性的东西就拓展开了。从女德事件谈起，潘绥铭的论述落在社会的普遍焦虑和公共对话的停滞。“不同社会阶层都有各自的焦虑，凑在一起后情绪化的问题就很明显，互联网上骂人的冲动就特别强。”

把性问题归咎于个人和群体的恶，群起而攻之，不容辩白和不同意见。占据主流的道德绝对主义缺乏包容，令社会共识无从谈起。而无法就基本问题达成共识，社会的分裂甚至更激烈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我们现在缺乏共识，而且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从个人到群体、阶层，没有办法对话，不能好好聊天。”

回到当下中国多元多样的性现状，人们有自己的主张和行动，这被潘绥铭视为“理想的状态”，中国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巨大的跨越，而性领域真正开始变化，实际上就是2000年开始，只有十几年，大变革造成了各种不适应也属必然。“私领域已经相当自由，但我们还没学会怎么自由，面对多元产生恐惧也很正常。像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都对于同性恋没有概念，现在该怎么办?歧视人家?自己必须也要改变。建立新型人际关系，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会有各种损失。”

“传统中某些陈腐因素的复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必然付出的代价，但大家的态度是不要把我给付出去了。”潘绥铭说，从社会的角度看，付出成本是不可避免的。“理想的情况是虽然大家不同步，但是能渐渐地缩小差距，达成基本共识。我们的问题是队伍拉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