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弦：既然有女CEO、女总理，为什么不能有女指挥家？

生于中国丹东的女指挥家张弦

一身素黑的张弦，与一袭蓝色晚礼服的芮妮•弗莱明，先后从侧门登上乐池中央。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现场顿时一片欢呼。这两个女人，一位是执掌英美乐团的华人女指挥家，一位是享誉世界的抒情女高音。6月24日的这场音乐会，是两位顶尖女性的首次合作。

张弦个子不高，站上指挥台更显娇小。当拉威尔《波莱罗》的旋律奏响、逐渐增强，她的肢体动作从灵巧轻盈变得磅礴而有张力，如同一位率领千军的女将。

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古典音乐世界，张弦足够耀眼。对一位女人来说，成为指挥家所要具备的威严、冷静，乃至个性的苛刻与偏执，仿佛都是障碍。生于中国丹东的张弦，不但做了这一行，还成为首屈一指的亚洲女性指挥家。

英国《BBC音乐杂志》曾评选出全球最杰出的11位女指挥家，张弦是唯一的亚洲人。2015年，张弦先被任命为美国新泽西州交响乐团的第14任音乐总监，半月之后，又被任命为英国BBC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与合唱团首席客座指挥。英美乐团相继委任一位来自中国的女指挥家，可谓重要新闻。

曾有乐评人分析，女性指挥家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受到青睐，不仅与社会对女性的包容有关，更与女性本身的亲和特质有关。人们显然不希望指挥家继续保持过去的严肃与高高在上，他们需要有一位能够亲近、善于聆听的沟通者，而女性恰是最好的选择。

“指挥本身就是很难的职业，女指挥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张弦坦言，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要想在指挥这个行业生存下来，都是艰难的。

在她看来，性别并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指挥家的关键，“你的音乐能力、你的性格、你的特点，以及很高的音乐素养、指挥技能，才能做指挥。你在排练时要有权威，指挥时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知道怎么才能提高乐团的质量。这都是一些非常综合的考量。”

张弦在演出中

纽约爱乐的中国女指挥

从20岁第一次登台算起，张弦在指挥台上站了24年。回想起第一次登台经历，她所能记得的，是内心的忐忑，“心里一直在哆嗦，发慌，很窘迫。”

那是1993年，20岁的张弦还在中央音乐学院读四年级，临时接到指挥中央歌剧院《费加罗的婚礼》演出的通知——老师吴灵芬因病不能登台，她必须顶替上去。

面对歌剧院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乐团成员，她显然没有信心。乐团经理听说接替的是个小姑娘，很生气。吴灵芬安慰对方，“你就让她挥过十几二十分钟试试。如果能镇住，你就让她挥下去。她要实在不行，我就赶来。”

瘦小的张弦站上彩排场的指挥台，下面一阵窃笑。“开始就有人笑说，哎哟，这个小孩儿，来干什么啊?我从序曲开始排，过了大概5分钟后，就正常了。中场休息的时候，乐团经理跟吴老师说，这个小孩儿还行，就让她排吧，您今天不用来了。”张弦说，这场意外指挥的机会，最后成了她的毕业演出。

张弦从没觉得女性从事指挥有什么不同。她在中国的两位老师郑小瑛、吴灵芬都是女性。

2002年，在美国深造了四年的张弦参加首届马泽尔/维拉指挥大赛，与泰国选手获得并列冠军。颁奖典礼上，指挥大师马泽尔指着身后两位冠军说，“这是古典音乐界的未来。”

拿着4500美元奖金，张弦进入马泽尔所在的纽约爱乐乐团实习，每周更乐团有两次排练，任何曲目都必须迅速适应。对她而言，这是比赛后另一个全新的挑战。

“马泽尔的记性太好了，他头脑的清晰度让人吃惊。那几年在纽约，每天听很多曲目，包括很多现代作品。听不同的指挥家演绎成什么样，是很开拓眼界的。”张弦回忆，她跟马泽尔学到最多的，是对时间的统筹，“他对排练有绝对精密的计算，每个曲子多长时间，排练几分钟，哪里需要排练，他全都计划好，效率非常高。”

张弦很感激西方社会对年轻人的宽容与扶持。她后来在纽约爱乐被聘为助理指挥，当她站上指挥台，所有资深年迈的演奏家都对她报以支持，“如果有意见，他们会很建设性地跟你说。正因为你年轻，他们反而会扶持你，善意地帮助你成为更成熟的指挥。”她认为，正因如此，西方古典音乐世界能诞生层出不穷的年轻指挥家。

此后二十年，张弦与另一位泰国冠军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泰国年轻人短暂担任首尔爱乐乐团客座指挥后，再无消息。张弦却从纽约爱乐从实习生一路做到助理指挥、副指挥。

当她成为第一位指挥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华人指挥家时，人们已经不再关注她的性格，而是饶有兴致地学习怎么念“张弦”这个中文名字。

6月17日，张弦在国家大剧院与黄心芸合作巴托克中提琴协奏曲

两个孩子的母亲

常年在满世界奔忙，张弦认为指挥家需要具备抗压力、需要精力高度集中，还需要有足够的体力应付舟车劳顿。“这些要求，对男人来说也不容易。作为女性，你需要准备得更加充分，让别人没有机会说，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指挥不好。”

张弦从来都是一身黑色裤装登台。除了第一次指挥《费加罗的婚礼》穿过长裙，她几乎不记得自己穿裙子登台的情景。

“穿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裤子会舒服一点，穿长裙不方便，上下台容易被绊倒，尤其是在乐池里头，你根本都跨不上去。旅行也方便，不用装那么大的裙子。”张弦说，她并不是刻意抹掉自己身上的性别特征，“郑小瑛老师就是穿长裙指挥的，加拿大女指挥家芭芭拉·汉尼甘也是穿长裙，露着胳膊，很美。这是每个人的习惯和个性。你最终的演出质量才是观众看重的。”

加拿大女指挥家芭芭拉·汉尼甘

每年80至100场的演出，对张弦来说是并不轻松的数字。除了交响乐，她每年还有一、两部歌剧制作。常年在欧美之间往返，是她最习惯的生活，“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新泽西州交响乐团，我答应他们住在那里。BBC威尔士国家管弦乐团每年得去五、六次。”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张弦要求自己离家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两周。隔两周回一趟家，哪怕只待几天陪陪孩子，她也坚持这样的原则。身为母亲无法完全陪伴在孩子身边，她也有点遗憾，“对个人来讲，当然不是特别理想。但也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安排，你必须这么做下去。”

张弦把繁重的排练、巡演当作锻炼身体，“有时候排练一部歌剧，一天需要工作八、九个小时。指挥是脑力和体力的消耗，脑子要不停地工作，消耗很多能量。”她靠在沙发上，笑着说，“所以说，指挥家都长寿嘛。”

两年前，张弦在上任新泽西州交响乐团时，接受《纽约时报》专访，面对记者对于女性指挥家前景的提问，她回答，女指挥家如今粉墨登场是必然的趋势，“女指挥家会迎来全面的突破，没有人会对女性CEO感到奇怪，德国出了女总理也没有让人感到意外，人们最终也会适应女指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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