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清华演讲：回首40年财税改革路，1993年是奇迹时刻(3)

回想我在清华和社科院求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冲破条条框框束缚，各种思想碰撞，国家急需人才，思路、言路十分开放。我转学经济学，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家国情怀，也设计了未来人生。

面对时代的需求，认清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定位，抓住人生机遇，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悟。

第二，认准目标，不断学习，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

我在方案办财税组工作期间研究财税改革，在税制上主张推进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规范十分混乱的企业利润分配形式，引入企业所得税。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务院认为配套改革风险太大，主张全面承包，即信贷、税收、利润、外汇，甚至再贷款，按行政层次层层承包。这种全面承包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此之前，我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南斯拉夫所谓“契约社会主义”、“多中心国家主义”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低效，甚至离心趋势的后果。我深知其危害。

在1987年一季度，我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并分析了承包制带来的机制性的顺周期作用。通货膨胀，使得包死给上级和国家的部分贬值，留给自己的部分扩张。如果全社会都是这个倾向，中央政府是无能力，也无手段制止通胀的。我的一份报告警示1987年四季度开始将出现通货膨胀，次年更为危险。

果然，1988年出现了高度通货膨胀。后来有人将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算在邓小平同志“价格闯关”头上，完全是黑白颠倒。小平同志针对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要求价格必须并轨，服从于市场，一点儿没错。价格决定于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这样，由于校正价格扭曲都会造成温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如果说失误，那就是在推行全面承包时埋下了通胀的根子。

在1986年下半年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停止工作了，而我次年对通货膨胀可能性的警示也未起到作用。当时钱颖一同学告诉我，经济学前沿正在转到不完备信息条件下的机制研究，如公共选择、机制设计理论。我有心再到学术界充电，于是调到社科院财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