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詹姆斯：欧洲三大国的新型政治模式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法国总统埃曼努尔·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很多方面差异不小。去年，英国公投决定退欧后，梅出人意料地接替了因此辞职的前首相卡梅伦。在法国，马克龙的从政经验并不丰富。他在上个月刚刚就任法国总统，而这是他第一次在选举中获胜。此外，默克尔自2005年以来，一直担任德国总理，由此也成为了欧洲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领导人。当然，作为议员，她的政治生涯早在1991年就开始了。

但这三位欧洲领导人也有共同点。比如，他们在民选政府中所处的强势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尝试建立一种新型政治模式，以填补传统政党影响力式微后留下的空白。

这种新型政治模式建立在一种支持全球化的中间派民粹主义之上。“中间派民粹主义”主张对本国阶层的保护，充斥着爱国主义激情。当然，这种新型政治模式是高度个人化的。梅，曾在英国退欧公投中表现得野心勃勃。默克尔，也成为了处于变革中的基民盟的关键领袖。而马克龙，索性自立新党派，横扫法国大选。

这种独特的政治变革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远远出乎传统政治评论员的意料。后者总是错误地看待传统政党的劣势，尤其认为中左翼的崛起是对民主的根本威胁。而近些年来，在几乎每个主要工业国家都悄然崛起的右翼与狭隘的民粹主义，加剧了这种认知。

但是，右翼民粹主义的浪潮正越走越远。事实证明，右翼民粹主义的局限性远比预想的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特朗普最终胜选美国总统，但欧洲却对此没多大兴趣，鲜有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国家的选举中占据上风。

事实上，以荷兰自由党领导人基尔特·威尔德斯与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分子，在所在国家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明显少于预期。这就证明了，尽管欧洲已厌倦了传统的政治模式，但对于政治极端主义并不热衷。

大多数发达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都涌现出了一种稳定的政治模式：在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党间摇摆。政党间的竞争尽管激烈，但都不愿意走向极端，而是向中间派靠拢。比如，这些党派的税收政策或多或少都涉及再分配，而不是在某个大方向上更为激进。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选民对失业以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担忧下，这股趋向中间的力量不断受到约束。为了应对更进一步的经济开放，中左翼政党以在社会问题上更为开放、自由的姿态，响应全球化。

但是，英国新工党对传统社会民主的模式改进，对于中左翼政党的传统核心选民并无多大吸引力。因此，新工党开始找寻这一核心群体的替代者，就好像一些中右翼党派的做法。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不断尝试的新工党并没有遵循激进的变革路径。毕竟，一种温和的新型政治模式才会被不断仿效。

这种新型的中间派政治模式也糅合了超级全球化出现前的要素。事实上，就好像梅、默克尔、马克龙对于各自国家政治模式的重塑，他们也牢牢遵循各自国家的传统。

梅领导下的保守党拒绝了诸如“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至上”等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而是找回了传统的英国主导模式。她对于医疗体系改革、削减高管薪资的承诺，以及提供更多福利住房的建议，都似曾相识，甚至可以说是“老调重弹”。

马克龙则代表了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深植于法国的国家精神中，却在历任总统中缺失。比如，他发誓将通过高质量的工业学校以及重要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将法国打造成一个现代化、充满活力的国家。这是马克龙对法国传统精神的遵循。与他志趣相投的一位法国前总统是德斯坦。德斯坦不愿标榜自己是“戴高乐主义”的追随者，而是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位与时俱进的现代化先驱。

在默克尔的身上，也能找到典型的德国方式：她始终强调，实践远胜于教条。在她身上，能看到与德斯坦处于同一时代的德国前总理、社民党人赫尔穆特·施密特的影子。施密特同样强调管理与能力的重要性。

事实上，对个人能力的强调已成为欧洲这种新型政治模式的关键要素。梅，已被塑造成英国国内唯一有能力与其他国家进行退欧谈判的领导人;马克龙，则被认为特别适合与德国以及欧盟打交道;而默克尔对德国与欧洲的驾驭已毋庸证明。

但是，梅、马克龙与默克尔当前所面对的挑战，对于即便是最优秀的欧洲领导人而言，依旧困难重重。梅的当务之急便是英国繁冗的退欧谈判，对于法德而言，这是欧元区与欧盟停滞不前的改革。英国真正脱离欧盟的那一天，或许对于法德加深合作是催化剂，但对于法德如何进一步带领欧盟前进，仍然毫无助益。

事实是，颠覆欧洲三国的新型政治模式，依旧十分脆弱。它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作为一个传统政党，可能无法找寻到合适的英雄主义式领袖。而且，考虑到政党议程的复杂性与较高的期望，这些领导人也可能难以驾驭。如今，欧洲政治中心充斥着满满的自信，但假以时日，也可能突然发现，这股自信太过不切实际，太过苍白无力。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潘寅茹翻译。版权：Project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