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瑞典学术造假风波结案：《科学》杂志准备撤稿(2)
瑞典东部的哥得兰岛
此外，论文中描述的实验要用到30个1升的烧杯。乌普萨拉大学一份校内杂志的照片显示，当时实验中只出现了18个烧杯，其中15个是0.6升的。
最后，实验所需的海鲈鱼卵要远超隆施塔特手头可用的数量。此外，当时研究站里也没有足够支持实验的梭子鱼。这点松丁表示非常肯定，因为这些梭子鱼就是她提前在65公里外的沼泽里帮隆施塔特抓的。如果说隆施塔特后来自己又抓了一次，就有两点说不通：一是她并不会开车，二是她并未在实验手册里记录。
松丁和尤菲尔特相互确认过后，于2016年6月20日向乌普萨拉大学递交了一份学术不端检举信，要求学校调查此事。其他5位来自加拿大、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学者虽然不在Ar研究站，但他们也对该论文抱有极大疑虑，帮助松丁和尤菲尔特联署了检举信。
松丁说道，“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她为指控一个自己曾视为朋友的研究者感到难过。这一检举对她来说充满了风险：松丁目前还没有正式职位。此外，外界也会怀疑他们是不是不够关切微塑料颗粒污染。
“她是嫉妒我”
隆施塔特回应称，她整个五月都呆在研究站里。松丁和尤菲尔特没看到实验，不代表她没做实验。她自己找到了额外的海鲈鱼卵，抓到了额外的梭子鱼。不过，她没有描述抓鱼的细节。18个烧杯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他们此后还在别的地方做了后续的实验，但记录实验的3张照片随笔记本电脑失窃了。而Facebook上的照片也不能作为证据，因为隆施塔特经常过了几星期才发照片。
2016年8月31日，乌普萨拉大学委任的一个小组针对这项学术造假检举得出了初步的调查报告，驳回了松丁和尤菲尔特对学术不端的指控，和全面调查的请求。报告指出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用“令人满意而可信的态度”解释了所有事情，认为乌普萨拉大学应该尽力恢复他们的名誉。该小组甚至批评了两人的检举行为，认为这些都是“在正常学术讨论范围里的问题，可以直接和论文作者交流”。
隆施塔特在2016年12月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矢口否认造假，并指出指控者是出于“嫉妒”而跳出来质疑的。“如果你对比一下我的简历和她（松丁）的，那么，嗯，还是很不一样的。”隆施塔特说道。
“家庭作业被狗吃掉了”
而跟“不在场证明”比起来，更吊诡的还有在论文发表后10天后不翼而飞的原始数据。当时，隆施塔特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状态，称她放在未上锁的车中的笔记本电脑遭窃，里面的实验原始数据也随之丢失。由于学校计算机系统的“小故障”，他们并未成功备份数据。
隆施塔特称笔记本电脑失窃的时间是6月12日晚上到6月13日凌晨。而就在6月13日，《科学》杂志的编辑联系了她，请她尽快上传缺失的原始数据。
尤菲尔特认为就在大家开始质疑起实验数据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就失窃了，这是一个“荒唐的巧合，就像说我的家庭作业被狗吃掉了一样”。
2016年12月，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初步调查报告出来之后，CEPN的调查结果出来前，《科学》杂志因为等候调查时间过长，而读者需要知道的实验数据仍然缺失，便以“编辑留言”（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的方式提醒读者，“除论文及其附件所呈之数据之外，已无更多数据可助读者理解、评价、复制或延伸论文之结论。”
双重学术失信罪
第三方政府机构CEPN聘请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鱼类专家博格（Bertil Borg）深入调查此案。在今年2月份给出的报告中，博格指出，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回避了很多问题，且作出了很多虚假的表述。时间线很成问题，隆施塔特没有票据、照片或邮件证明她5月底还在哥得兰岛，实验室记录里也没有。
此外博格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声称他们在实验开始后2周拿到了伦理许可，但其实，伦理许可直到实验结束一个多月后才下来，且批准的是另一个实验设计和实验地点。“这说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可信度也有问题。”博格写道。但博格最终没有给出确凿的结论，只模糊地措辞道：“我们不能排除造假的可能性。”
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曾质疑过这些“目击证人”的中立性和可信度，因为和松丁和尤菲尔特有关联的两位科学家曾和博格共同发表过论文。但CEPN认为，毕竟这是个相对窄的研究领域，学者之间有点交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CEPN近日公布的报告最终厘清了这一模糊的表述。报告提到，被控的两名研究者提供的回应“缺乏几乎所有核心元素，偶尔自相矛盾，并不时引发更多的疑惑”。CEPN由此声明，两名研究者犯了两重学术失信罪，一是没有提供实验数据，二是谎称获得了研究的伦理许可。
尽管隆施塔特全程负责实验，艾克洛夫并未踏足Ar研究站，但CEPN认为他身为导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把脏东西扫到地毯下”
乌普萨拉大学则在CEPN的调查报告出来后发布了一则官网声明。根据机器翻译的结果，声明指出乌普萨拉大学认识到了前后两份报告的相左之处，并会基于两份报告在近期作出决定，裁决是否存在学术不端。
鉴于乌普萨拉大学之前的报告曾驳回指控，再联想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在2015年也曾驳回对学术骗子、意大利外科医生马基雅里尼（Paolo Macchiarini）的指控，瑞典在学术造假风波里似乎越陷越深。
曾参与马基雅里尼一案调查的乌普萨拉大学荣誉教授戈尔丁（Bengt Gerdin）说道，瑞典的高校调查基本都在玩“把脏东西扫到地毯下”。
另一个问题是瑞典高校关于学术不端的定义和规定并不统一。2月底，一批学者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建议，新设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学术不端委员会，总领所有调查。
而CENP也没有放过《科学》杂志。该委员会指出，《科学》杂志没能落实数据公开政策。即使所谓的实验真的存在，也无法证明研究结论。调查报告发现，研究所用的微塑料颗粒混有清洁剂，但研究者未曾指出他们去除掉了清洁剂。因此，清洁剂，而非微塑料，可能才是影响海鲈鱼幼体生态的因素。
对此，《科学》杂志副主编萨格登表示暂不能回应。
此外，论文中描述的实验要用到30个1升的烧杯。乌普萨拉大学一份校内杂志的照片显示，当时实验中只出现了18个烧杯，其中15个是0.6升的。
最后，实验所需的海鲈鱼卵要远超隆施塔特手头可用的数量。此外，当时研究站里也没有足够支持实验的梭子鱼。这点松丁表示非常肯定，因为这些梭子鱼就是她提前在65公里外的沼泽里帮隆施塔特抓的。如果说隆施塔特后来自己又抓了一次，就有两点说不通：一是她并不会开车，二是她并未在实验手册里记录。
松丁和尤菲尔特相互确认过后，于2016年6月20日向乌普萨拉大学递交了一份学术不端检举信，要求学校调查此事。其他5位来自加拿大、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学者虽然不在Ar研究站，但他们也对该论文抱有极大疑虑，帮助松丁和尤菲尔特联署了检举信。
松丁说道，“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她为指控一个自己曾视为朋友的研究者感到难过。这一检举对她来说充满了风险：松丁目前还没有正式职位。此外，外界也会怀疑他们是不是不够关切微塑料颗粒污染。
“她是嫉妒我”
隆施塔特回应称，她整个五月都呆在研究站里。松丁和尤菲尔特没看到实验，不代表她没做实验。她自己找到了额外的海鲈鱼卵，抓到了额外的梭子鱼。不过，她没有描述抓鱼的细节。18个烧杯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他们此后还在别的地方做了后续的实验，但记录实验的3张照片随笔记本电脑失窃了。而Facebook上的照片也不能作为证据，因为隆施塔特经常过了几星期才发照片。
2016年8月31日，乌普萨拉大学委任的一个小组针对这项学术造假检举得出了初步的调查报告，驳回了松丁和尤菲尔特对学术不端的指控，和全面调查的请求。报告指出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用“令人满意而可信的态度”解释了所有事情，认为乌普萨拉大学应该尽力恢复他们的名誉。该小组甚至批评了两人的检举行为，认为这些都是“在正常学术讨论范围里的问题，可以直接和论文作者交流”。
隆施塔特在2016年12月接受《科学》杂志采访时矢口否认造假，并指出指控者是出于“嫉妒”而跳出来质疑的。“如果你对比一下我的简历和她（松丁）的，那么，嗯，还是很不一样的。”隆施塔特说道。
“家庭作业被狗吃掉了”
而跟“不在场证明”比起来，更吊诡的还有在论文发表后10天后不翼而飞的原始数据。当时，隆施塔特在Facebook上发了一条状态，称她放在未上锁的车中的笔记本电脑遭窃，里面的实验原始数据也随之丢失。由于学校计算机系统的“小故障”，他们并未成功备份数据。
隆施塔特称笔记本电脑失窃的时间是6月12日晚上到6月13日凌晨。而就在6月13日，《科学》杂志的编辑联系了她，请她尽快上传缺失的原始数据。
尤菲尔特认为就在大家开始质疑起实验数据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就失窃了，这是一个“荒唐的巧合，就像说我的家庭作业被狗吃掉了一样”。
2016年12月，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初步调查报告出来之后，CEPN的调查结果出来前，《科学》杂志因为等候调查时间过长，而读者需要知道的实验数据仍然缺失，便以“编辑留言”（Editorial expression of concern）的方式提醒读者，“除论文及其附件所呈之数据之外，已无更多数据可助读者理解、评价、复制或延伸论文之结论。”
双重学术失信罪
第三方政府机构CEPN聘请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鱼类专家博格（Bertil Borg）深入调查此案。在今年2月份给出的报告中，博格指出，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回避了很多问题，且作出了很多虚假的表述。时间线很成问题，隆施塔特没有票据、照片或邮件证明她5月底还在哥得兰岛，实验室记录里也没有。
此外博格还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声称他们在实验开始后2周拿到了伦理许可，但其实，伦理许可直到实验结束一个多月后才下来，且批准的是另一个实验设计和实验地点。“这说明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可信度也有问题。”博格写道。但博格最终没有给出确凿的结论，只模糊地措辞道：“我们不能排除造假的可能性。”
隆施塔特和艾克洛夫曾质疑过这些“目击证人”的中立性和可信度，因为和松丁和尤菲尔特有关联的两位科学家曾和博格共同发表过论文。但CEPN认为，毕竟这是个相对窄的研究领域，学者之间有点交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CEPN近日公布的报告最终厘清了这一模糊的表述。报告提到，被控的两名研究者提供的回应“缺乏几乎所有核心元素，偶尔自相矛盾，并不时引发更多的疑惑”。CEPN由此声明，两名研究者犯了两重学术失信罪，一是没有提供实验数据，二是谎称获得了研究的伦理许可。
尽管隆施塔特全程负责实验，艾克洛夫并未踏足Ar研究站，但CEPN认为他身为导师，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把脏东西扫到地毯下”
乌普萨拉大学则在CEPN的调查报告出来后发布了一则官网声明。根据机器翻译的结果，声明指出乌普萨拉大学认识到了前后两份报告的相左之处，并会基于两份报告在近期作出决定，裁决是否存在学术不端。
鉴于乌普萨拉大学之前的报告曾驳回指控，再联想到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在2015年也曾驳回对学术骗子、意大利外科医生马基雅里尼（Paolo Macchiarini）的指控，瑞典在学术造假风波里似乎越陷越深。
曾参与马基雅里尼一案调查的乌普萨拉大学荣誉教授戈尔丁（Bengt Gerdin）说道，瑞典的高校调查基本都在玩“把脏东西扫到地毯下”。
另一个问题是瑞典高校关于学术不端的定义和规定并不统一。2月底，一批学者在给政府的报告中建议，新设一个新的政府机构，学术不端委员会，总领所有调查。
而CENP也没有放过《科学》杂志。该委员会指出，《科学》杂志没能落实数据公开政策。即使所谓的实验真的存在，也无法证明研究结论。调查报告发现，研究所用的微塑料颗粒混有清洁剂，但研究者未曾指出他们去除掉了清洁剂。因此，清洁剂，而非微塑料，可能才是影响海鲈鱼幼体生态的因素。
对此，《科学》杂志副主编萨格登表示暂不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