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资看得懂却学不会浑水手法(2)

这是一种企业文化，同时也是激励机制使然。部分海外对冲基金会要求研究员自建一个模拟盘，把他所公开推荐过的股票和推荐建议体现到这个模拟盘中。到年终分红的时候，如果基金的业绩不佳，但是研究员的模拟盘业绩良好，那说明不是研究员的问题，而是基金经理没有采纳研究员的建议，这个研究员依然会得到一定的分红奖励。据说内地不少基金公司也有类似的做法，但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至少没有体现在分红上。

在海外这种比较独立的氛围下，研究员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会更谨慎。尤其是碰上类似辉山乳业这类被唱空机构大肆做空的股票，研究员通常在做推荐建议的时候，会更客观，避免风险。但在中资机构中，如果大老板本身选择忽略这一风险，即便研究员有心提示，也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小农意识下的成本观念

如果说等级和激励机制只是一个文化因素，很多国企和投资公司老总的陈旧成本观念，则构成调研的主要障碍。

还记得多年前，刚到香港某大型国企工作时，我所在的部门接到一个奇怪的任务，希望我们对公司一个前线部门的投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调研。

通常此类调研应该由内地的一个专门部门去完成，由于我们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如果不断接受此类工作，将会对本部门的正常工作造成极大影响。但由于是大老板亲自派的任务，部门老总不好直接拒绝。

思考了一番后，部门老总开始安排我们去当地考察，要求我们在当地尽可能多住几天，带上专业相机，把项目的方方面面全部拍照留档，并且分不同时段去观察项目公司的进展，以及它的上下游企业对该公司的看法……总之，类似浑水调研的手法，我们几乎都做了一遍。

在这期间，部门老总让秘书为我们订了当地最好的酒店，并报销了全程所有的出租车费用、所有的餐饮开支、甚至还有酒店内的洗衣服务费用。

回来后，我们的调研报告得到了嘉奖，但我们的账单同样也令大老板瞠目——然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任务派给我们部门了。部门老总事后对我们私下说：调研开支跟整个投资项目比起来是九牛一毛的钱，但是这些老总早已习惯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思维，因此只要开支超过他的主观感受，他就会觉得特别痛，当然以后再也不会找我们部门承担这些额外任务了。

不仅是国企，在那些民营企业身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除了不愿意花钱派研究员去做实地考察之外，国企在请律师、审计师等专业机构进行大型投资项目的前期尽职调查方面，也是略显小家子气。有不少中资企业老总，为了节约律师费用或是审计费用，把相关的任务安排给部门的研究员去完成，把“小钱”看得过大。此类机构根本不可能向浑水学习，派出研究员去做详细的实地考察。

在海外，不少机构因为人手限制也不会派员去实地考察，但他们愿意花钱聘请独立的调研机构去进行尽职调查。

缺乏对风险的敬畏

最后，浑水的调研手法难以在中资机构中被普遍执行还有一个原因，即对风险的判断。

大部分中资企业在做尽调时，对于风险的判断和忍受程度，往往要高于海外机构，因此这些公司即便是调研做到位，有时律师或是独立调研机构给出了意见，他们也未必会完全按调研得出的客观结论去执行。

中资企业对风险不够敬畏，这一方面是源于长期国有体制下的权、责、利不清晰，即出现风险时，往往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经济上受责罚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是中国被市场经济洗礼的时间较短造成，很多企业家和投资者没有经历过政府都无法挽救的金融风暴，因此总是对政府之手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最终政府都会解决问题。

比如，大部分国企对于有国企背景或是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都心怀侥幸，认为出事的概率很小;相比之下，海外机构没有这种“国有”之下的安全感意识。

从全球的过往经验来看，国有企业违约的案例比比皆是，海外投资者认为，中国的国企或是有地方政府背书的企业，在信用上未必就会强得多。远的不说，欧猪五国(Portugal葡萄牙、Italy意大利、Ireland爱尔兰、Greece希腊、Spain西班牙合称piigs)就是一个明证。在欧债危机期间，私人投资者将所持希腊债务“自愿”减值50%，换取欧洲金融稳定机制规模扩大至1.4万亿美元，以及欧盟向欧洲银行业注资约1000亿欧元，将约90家欧洲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至9%。

和海外的基金经理讨论股票或是投资策略时，他们往往爱问一个问题：你说的不错，但是万一你的建议失效，有没有什么挽救措施?

没有一个中资机构的老总爱问这个问题。

后记：如果看完这篇文章，你觉得文章所说的情况并不符合你所在的投资公司，那么，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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